《英语姓名词典》与外国人名翻译问题
戴问天
外国人的姓名翻译是一个重要问题。过去人们翻译英语姓名的主要工具书，大概是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它比较简单，除汉译外再无别的内容，确如书名所示，只是一本“手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的《英语姓名词典》内容就丰富多了，首先是注了音，英语姓名常有不符合一般读音规则的，所以注音很重要。其次解释了词义，姓名虽然只是区别符号，但常常会有一定的含义；就像我们的“国栋”、“若愚”、“从周”无不表达一定意思一样，英语“Charles”、“John”、“Peter”也都各有寓意。第三，说明了语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语民族的形成历史，也反映了与之相联系的许多宗教、文化问题。第四，列出了同一词的异体和昵称，而且往往不止一个。这也很有用，例如据此读者可以知道，人们常常提到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名字“比尔”（Bill），其实是“威廉”（William）的昵称。最后，编著者还写了“英语姓名的历史演变”和“英语姓氏的类型”两篇短文，对读者也有帮助。
但是，这本词典也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作为一本“姓名词典”，它收录的“名”（按词典的英文书名，Christian names）比较完全，但“姓”（surnames）就远不齐全；然而对于中国读者，相比之下更需要的恰好是“姓”。一般说来，我们要查“名”并不困难，因为许多英语词典都附有或详或略的人名表，有的且对其来源、变体、昵称等有所介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名表不管叫“list of common forenames”（例如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还是叫“personal names”（例如Chambers 20th Century Dictionary），都只列有“forenames”（名）而没有列“surnames”（姓）。这样，在这些词典上我们能查到“Winston”（温斯顿）这个名，却查不到“Churchill”（丘吉尔）那个姓；而一般中国读者需要查的，恐怕正是那位英国著名首相的姓。这种只列名而不列姓的人名表，也许对母语是英语的读者有用，但对以英语为外语的中国读者，恐怕就不大适用了。
从古到今，欧洲人对国王或者皇帝一般是称名而不道姓的，理由很简单，同一个王朝的国王，“姓”都相同，例如英国都铎王朝（1485～1603年）的国王都姓“Tudor”，斯图亚特王朝（1603～1714年）的国王都姓“Stuart”，只有称名才能相互区别。对于普通人，情况就不同了。除在家人及亲密朋友之间直呼其名以外，在其他场合通常都是称姓而不道名的，只有在需要区分“姓”相同的人的时候，才用其名。例如英国历史上有过两个著名的克伦威尔，一个是亨利八世的宠臣、对于英国王室与罗马教廷决裂起了重要作用的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约1485～1540），另一个是比他晚一百多年的军事独裁者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如果不指明是“Thomas”还是“Oliver”，就不好区别他们。人们熟悉的拿破仑，全名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一生就经历了一个由道姓到称名的过程。他原来是叫做波拿巴先生的，即使在当上将军以后，也还只叫他波拿巴将军；只有在他当上皇帝以后，才称拿破仑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破了“例”的，似乎只有意大利人，他们对自己四位最杰出的文化名人，是只称名而不道姓的。这四个人是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三位伟大画家，列奥纳多（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otti，1475～1564）和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或Santi,1483～1530，英语通常译为Raphael）。值得注意的是，除列奥纳多中国人改称其姓（达．芬奇）以外，其余三位我们都尊重了意大利人自己的习惯。意大利人姓名中常有“di”或“da”字样，大体上类似法语的“de”或者德语的“von”，意思约相当于英语“of”或者“from”，表示所属、或者所来自的地方。实际上，“Vinci”是这位大画家出生城镇的名字，“Leonardoda Vinci”，就是“来自芬奇的列奥纳多”或者“芬奇的列奥纳多”的意思；单说“da Vinci”，大致有“芬奇人”（类似我们“周庄人”、“南浔人”）的意思。
综上所述，编写中国人用的英语人名词典，显然应该姓名并重，而更侧重于“姓”。但是，难点也正在于此。我手边凑巧有一本教材性质的书Understanding Physical Anthropology and Archeology,，作者是任教于罗得岛大学等几所美国高校的William A.Turnbaugh、Harry Nelson、Robert Jurmain和Lynn Kilgore四位学者。有趣的是，这四位作者的名字（forename）在外研社这本《英语姓名词典》上都能查到，但他们的姓，能查到的就只有“Nelson”一个。其他许多美国人、包括一些著名人物的姓，在这本词典上也是查不到的，这里面就有中国人大多并不陌生的几位美国前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例如基辛格、舒尔茨、温伯格以及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美国指挥官施瓦茨科夫将军。他们都是美国人，他们的姓自然也只能看作是英语姓；但这几个姓并非英语原来就有，而是随着德国移民的到来才带进美国的德语姓。从他们的姓可以知道，这几位美国高官都属于“德裔美国人”。
194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美国人穆勒（Hermann Joseph Muller,1890～1967），出生在纽约市，他的名字“Hermann”还保留了德语辅音字母双写（表明前面的元音短读）的做法，但姓（Muller）已经“英语化”了，以“u”代替了德语变元音“ｕ”，然而这个姓在这本《英语姓名词典》也查不到。同样查不到的还有美国著名地球化学家罗德（Edwin Roedder）的姓，而他告诉我他是德国移民的后代，好几代了，已经一句德语也不会说，自认为是个纯粹的美国人。类似的问题，在法国、意大利等其他欧洲国家移民的后代，以及数量很大的西班牙语移民后代身上，也同样存在。美国是一个至今没有规定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但是通用英语的国家；虽然通用英语，却又从过去到现在都有大量非英语移民进入。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到美国以后会取一个英语名字，但是保留原来非英语的姓（例如，原来的中国影星陈冲，现在便是“Joan Chen”）。这些姓通常也用英文字母来拼写，原来文字中英文没有的符号，例如德语的变元音，法语、西班牙语的开音符、闭音符，起初也许会保留，但时间长了往往就失去。它们的发音有的基本保持原状，更多的则经过一段时间也“英语化”了。汉语音译为“温伯格”的“Weinberg”就是一个例子，它里面的“ei”已经不按德语读作〔ai〕，而按英语读作〔ei〕。所有这些，都使美国人的姓十分多样，十分复杂；但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英语姓。——尤其是那些拼写、读音已经“英语化”了的。
第二，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现在国际上用得最普遍的语言是英语，所以不管那“老外”原来是什么国籍，姓名是用什么语言取的，我们接触他们的姓名，常常都是通过英语书籍、报刊、广播和电视。这样，作为一本英语姓名词典（而不是英国人姓名词典），就不能不包括这些已经翻译成英语的非英语姓名，例如哥伦布、马克思、恩格斯、爱因斯坦和施特劳斯。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姓在这本《英语姓名词典》里也都没有。编著者在“前言”里倒是说明了“鉴于篇幅所限，本书以不列颠群岛各民族姓氏和常用教名为主。”但这样一来，词典的使用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至少是“对折”，也许更多。篇幅比这词典小很多的新华社那本“手册”，在这一点上倒比它还实用，因为哥伦布、基辛格、恩格斯、爱因斯坦、舒尔茨等等都能查到。不过，戴高乐、蓬皮杜等当代法
国著名人物，毕加索、达利等著名西班牙画家，还有托尔斯泰、萧洛霍夫等俄罗斯著名作家，在这本手册上仍付阙如。由于也使用拉丁字母，也许可以说在英语文献中见到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人名是夹杂的“原文”，并非英语译文（许多情况确实如此，有的且保留了英文所没有的语音区别符号，或者用了不同的字体），但俄罗斯人的姓名，已经不再用西里尔字母（斯拉夫字母）而改用拉丁字母拼写，只能看作是英语译文了。
第三，在英语姓名的汉译上，有少数注意不周的地方。例如使用频繁的“Charles”这个名字，就只注了“查尔斯”一种汉译。其实这个名字汉语最初多半是译作“查理”的，早期取了洋名字的买办，便有不少张查理、陈查理、宋查理。后来虽然通行“查尔斯”，但作为国王的名字，仍然译作“查理”。这本词典前面“英语姓名的历史演变”一文，便有“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以后”等语，但正文里却查不到这个“查理”。时至今日，可以说“查理”与“查尔斯”都是“约定俗成”的译名；作为国王的名字一般译作“查理”，用作其他人的名字则多译为“查尔斯”。成问题的是，目前的英国王储也叫“Charles”，我们译为“查尔斯王子”；但他日后继位为王，排下来正好在那复辟的“Charles Ⅱ”之后，应该是“CharlesⅢ”。届时我们是译成“查理三世”呢？还是译为“查尔斯三世”？
有趣的是，戴高乐的名字也是“Charles”，所以他的全名是“Charles de Gaulle”。虽然一般情况下我们只称他“戴高乐”，但少数情况需要说完全就得说“夏尔．戴高乐”。原来，欧洲语言里很有一些人名具有共同的来源，“Charles”便来自条顿语（Teutonic，即日耳曼语），意思是“大丈夫”。西班牙语作“Carlos” 卡洛斯 ，德语作“Karl” 卡尔 ，法语虽然拼写与英语一样也作“Charles”，读音却不相同。法语字母组合“ch”的读音类似英语“sh”，词尾的“s”则不发音，这样法语“Charles”既不能译为“查理”也不能译为“查尔斯”，应该译为“夏尔”。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我们按德语译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同理，许多
人按英语翻译的西班牙“查理五世”，就应该译为“卡洛斯五世”。——他也可以叫“Karl V”（卡尔五世），因为他除了是西班牙国王以外，还被德意志第一帝国的“选帝侯”们选为皇帝，因而以德语名字相称也是合理的。
与“Charles”类似，有着共同来源、但在欧洲不同语言里有不同形式的名字还很多，而且其中不少是常用名。在翻译的时候，都不宜一律按英语译出。下面不妨再举几个例子，供读者参考：
John：来自希伯来语，原意大概是“Yag us gracuiys”。在欧洲其他语言里，与英语形式最接近的是德语，作“Johann”或“Johannes”；汉语“约翰”这个译名，其读音正与德语相近，而与英语相去甚远。它还经常以昵称“Hans”（汉斯）形式出现，而且这个昵称也经常被用作正式教名。法语作“Jean”（让），西班牙语“Juan”（胡安），意大利语“Giovanni”（乔瓦尼），荷兰语“Jan”（杨），俄语“Ivan”（伊万或伊凡）。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荷兰、比利时的“Janssen” 杨森 、俄罗斯的“Ivanov” 伊万诺夫或伊凡诺夫 ，其实就相当英语“约翰逊”（Johnson）。
Henry：来自日耳曼语，原意“house ruler”。现在德语作“Heinrich”（海因里希），并有“Heiz”、“Hinz”等昵称形式。法语作“Henri”，法语字母“h”是不发音的，“en”则发一个与汉语“昂”类似的音，所以我们现在把法国足球队那位著名前锋的名字译为“亨利”，其实并不符合法语读音。意大利语作“Enrico”（恩里科），西班牙语作“Enrique”（恩里克）荷兰语作“Hendrik”（亨德里克），与“亨利”相去就更远了。
Peter：来自希腊语，原意“rock”。德语、俄语和英语一样都作“Peter”（彼得），法语作“Pierre”（皮埃尔），西班牙语作“Pedro”（佩德罗），意大利语作“Pietro”（皮特罗），挪威语作“Peer”（皮尔）。俄语“Peterov”（彼得洛夫）意思正相当于英语“Peterson”（彼得森）。
James：来自希伯来语，意思是“follower supplanter,or deceiver”。德语“Jakob”（雅各布），法语“Jacques”（雅克，法国现总统希拉克就是这个名字，我们显然不能把他叫做“詹姆斯．希拉克”），意大利语“Jacopo”（雅科伯）、“Giacomo”（乔科莫）或“Iachimo”（亚西莫），西班牙语“Jacobo”（雅科伯）或者“Diego”（迪戈）。
Lewis：来自日耳曼语，“famous warrior”。德语“Ludwig”（路德维希），法语“Louis”（路易，法国历史上有过多位取这个名字的国王），意大利语“Luigi”（路易吉），西班牙语“Luis”（路易斯）。像法语“Louis”这样词尾辅音不发音的常用名还有“Philip”，英语这个名字（及其多种异体）译作“菲利普”，法语则应译作“腓力”；从1052年起，在将近三百年时间里，法国曾经有过六位叫这个名字的国王（腓力一世到六世）。
外国人姓名的翻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出现混乱，客观地说，也很自然；但长期如此，就不能再看作是自然的事了。姓名是最重要的区别符号，译名混乱的问题，现在已经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谢天振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2002．9．27）上发表《人名翻译要谨慎》，对一本评述伽达默尔哲学的书，在人名翻译问题上提出了批评。其实这早已不是新问题，类似意见已经有很多人多次提出过，奇怪的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是解决不了。——作者、译者“随心所欲”，编辑不把关，政府有关部门听之任之，“不作为”，再不该奇怪的事，也会变得非常奇怪。
外国人名翻译中出现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种：
1）已有约定俗成译法的，偏要另译新名。例如谢天振先生批评的，把英国著名诗人蒲伯（Alexander Pope, 1688～1744）译为“坡”，这就与通常译为“坡”的“Poe”、例如美国著名诗人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相混。《中外期刊文萃》1997年第18期《希特勒的遗嘱》一文，把纳粹德国著名人物戈林（Hermann Gｏring）译为“格宾”，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译为“格贝尔斯”，里宾特洛甫（Gertrud von Ribbentrop）译为“里本特罗普”。这样标新立异，不知是由于缺乏起码的常识，还是要有意造成混乱。我认为，凡已有约定俗成译法的，应该一律从“俗”；即令原来的译法不大合适，也不必更改，例如英语“John”译“
约翰”，“Johnson”译“约翰逊”。
2）把职业或头衔误当作名字，例如董鼎山先生曾经指出，我国一位常驻伦敦记者，把戴安娜的哥哥斯宾塞伯爵称为“厄尔．斯宾塞”，显然是把伯爵头衔“Earl”当作名字了（见《文汇读书周报》1997 年11月8日）。上面提到的《中外期刊文萃》那篇文章，又把那位大独裁者的秘书容格夫人的称呼“夫人”（德语Frau）误当作她的名字，音译为“弗劳”。《南方周末》1997年11月14日《千年纪》一文，把1445年在欧洲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的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误译为“哥德史密斯．古腾堡”，其实原文中的“goldsmith”即德语“Goldschmied”，意思是“金匠，首饰匠”，译者显然是把他的职业误当作他的名字了。今年还有一家大报，在一篇有关二战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文章中，把他的元帅军衔（Field Marshal）误当作名字，音译为“菲尔德．马歇尔”。此外，将贵族称呼“Lord”当成名字译为“罗德”，更是经常见到。
3）把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及其他欧洲语言的名字，按英语读音来翻译。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报道外国运动员名字，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例如把法国足球运动员“Petit”（原意是“小”，类似于英语“Small”，德语“Klein”）译为“佩蒂特”，其实法语词尾辅音字母“t”不发音，何“特”之有？
这里提出几条建议：
1）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汉语规范化之外，也应该承担起翻译规范化方面的任务，而这首先就是外国人姓名汉译的规范化。与之相关的还有地名的汉译。一方面，许多地名来自人名，例如拉丁美洲就有许多以哥伦布命名的地名；另一方面，不少人名，尤其是姓，又来自地名。
2）译名应尽可能从姓名使用者的母语译出，遵从“名从主籍”的原则。例如本文上面举到的“Charles”、“Heinrich”、“John”等例子。对于已经“英语化”了的姓名，如果英语读音与原来语言的读音有较大差别，应该分别列出两种语言的译名来。例如一个姓“Weiss”的人，如果是德国人应该译作“怀斯”，如果是美国人则应译为“韦斯”。西班牙人是把现在的英国王储称为“Carlos”（卡洛斯）的，但我们显然应该按英语译为“查尔斯王子”；反过来，英国人把现在的西班牙国王叫“John Charles”，我们则应按西班牙语（Juan Carlos）译成“胡安．卡洛斯”。
3）凡已有约定俗成译法的，应该一律从“俗”。即令原来的译法不大合适，也不要更改。例如，作为乳业商标不妨把“Johnson”译为“强生（奶粉）”，但作为姓名，还是译成大家都习惯的“约翰逊”为好。
4）注意别把一些人的职业、头衔、称呼等当成名字，混到译名当中。这一点看似简单，不留心也容易出错，因为确实有一些姓名，尤其是姓，是从职业、头衔、称呼得来的。例如英语“mason”（梅森）是石匠、泥瓦匠，“smith”（史密斯）是铁匠；德语“Schuhmacher”（舒马赫）是鞋匠，“Graf”（格拉夫）是伯爵，“Faβbinder”（法斯宾德）是箍桶匠，德国一些盛酒的大桶是用木头箍成的，所以德国不但有一位姓“Faβbinder”的著名电影导演，而且还有以“Faβbinder”为职业的人。
5）汉语译名之后，最好附注原文以备查，还可以再加注生卒年份。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名从主籍”的原则有时不那么好遵从，有时又不符合约定俗成的译法。例如，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出生在一个西班牙移民后裔热那亚犹太人家庭，按意大利语他的姓应该是“Cristoforo Colombo”。他曾经为葡萄牙“打工”，由于他提出的向西横渡大西洋、前往亚洲的计划没能得到葡萄牙王室的支持，不得不转而向那时还没有统一起来的西班牙求助，终于在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1451～1504）赞助下成行并“发现”新大陆。但他也没有用西班牙语“Cristobal Colomo”，而是选择了古典语形式的姓“Columbus”，并以“Colｏn”作为其西班牙语形式（所以他儿子全名Diego Colｏn）。拉丁美洲有许多叫“Colｏn”的地名，显然都是纪念他的，例如上面提到的厄瓜多尔的哥伦布群岛，便是这样。“名从主籍”，应该从意大利语还是西班牙语？如果从西班牙语，是“Colomo”还是“Colｏn”？看来，从英语译出的约定俗成的“哥伦布”，是最佳选择，但这样一来，拉丁美洲那许多带“Colｏn”字样的地名，便不该译为“科隆……”，而应改成“哥伦布……”了。
总之，在姓名翻译上应该遵循的原则是：“约定俗成”第一，“名从主籍”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