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劝君慎言“文革”事 陈林森 别误会，用此题目，不是谈虎色变，心有余悸，君口难开，也不是自觉地执行网传“七不讲”的禁令，而是主张谈则慎，不妄言，不指鹿为马，谬种流传。换言之，不谈则已，谈则实事求是，力求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由于难以言说的原因，官方一方面对“文革”彻底否定，另一方面对“文革”历史刻意回避，影视禁演，专史禁出，教材淡化，学术著作严控，致使40岁以下年轻人对此一团漆黑。然而，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回忆“文革”经历的散文，没有也不可能禁绝。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由此导致一个后果，就是文学作品在表现“文革”背景或涉及有关史实时，往往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这与作者本人的认知有相当的关系。例如贵州作家肖江虹出生于1976年，完全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他发表于《当代》2011年第5期的中篇小说《犯罪嫌疑人》，就出现了多处违背“文革”历史的硬伤。例如小说第六节写到公安人员要把三个嫌疑犯用绳子捆起来带走，小学教师林北大声抗辩：“你们这样乱绑人是犯法的，运动早过了，刘副主席都平反了。”这三句话都不可能出现在“文革”尚未结束的1976年。“文革”本身就是无法无天，当时所有人都缺乏应有的法制观念；所谓“运动早结束了”也不符合“文革”中普通人的思维特征，那时没有人会想到运动会“结束”，否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当时媒体有一句名言：“阶级斗争的时起时伏，不等于阶级斗争的时有时无”；后一句话更加搞笑，刘少奇直到1980年才平反，林北不但不可能预见，而且一旦这样说了，就会立即带来祸殃。即使从细节来看也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人民群众对刘少奇的称谓，从来兵分两路，正面的是“刘主席”（国家主席）、“少奇同志”，反面则是“刘少狗”“中国赫鲁晓夫”等等，基本没有人称他为“刘副主席”。从这个对话设计来看，70后以来的作者，对“文革”的历史确实是十分隔膜，要他们真切而准确地反映那段历史近乎苛求。作者自己一知半解，又没有适当的途径去查阅资料（《文革辞典》只有英文的、“文革博物馆”只有民间的，“文革”学术研究只有网上的，呵呵），也许要不出差错也难吧。 在最近一期《散文》杂志（2015年第1期）上有两个例子值得一说： （1）第三年情况有变化。先是曲淑珍上了工农兵大学。（王陆《那时的事》） 文革废除了高考制度，取代的是推荐选拔制度。当时的口号是“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采取的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录取办法。被推荐的对象是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以及家庭出身好、表现好的下乡知青。这些人上大学后就被称为工农兵学员，也叫“工农兵大学生”。但是当时的大学并没有改称为“工农兵大学”，仍是普通高等院校。所以“上了工农兵大学”的说法是错误的，正确的表述是“被推荐上了大学”，或者“成了光荣的工农兵大学生”。 （2）他虽是“文革”时上的河北新医科大学，文化基础不好，但他舍得学，老师又都是身怀绝技的“走资派”，倒是学到了一身真本事。（彭晓玲《异乡记·王家坪村》） 这里说文革时期的大学老师都是“身怀绝技的‘走资派’”就有点像笑话了。所谓“走资派”，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众所周知，在“文革”期间，我国各级党政机关中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被打成“走资派”，而大学教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则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这是根据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提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即“一斗二批三改”，其具体内容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当时在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看来，凡当官的都是“走资派”，凡有学问的（主要是专家教授）都是“反动学术权威”。事实上，在“文革”前，不可能当官的都跑到大学里去教书。作者在这里是把“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这两个文革初期重点打击的对象混淆起来了。 也许，当前文学作品中出现大量对“文革”叙述的差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种必然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是全民族对“文革”这段历史的集体性遗忘（不能再往下说了，你懂的）。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b7262b0102vc26.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