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将蒋介石的洋名Chiang Kai-shek翻译为“常凯申”【常公】【相关资料搜集】 [复制链接]

王奇的“常凯申”意为“凯申之事常有”，真是妙不可言。开“凯申”先河的是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他将“Milk Way（银河）”凯申为“牛奶路”，很好地说明了牛郎织女不肯下凡的原因——天上生活条件太好了，难怪鲁迅先生要狠狠表扬他；第二个凯申的是１９９８年，北京大学的王教授将孟子凯申为“门修斯”，数洋典而忘祖；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将蒋介石的洋名Chiang Kai-shek翻译为“常凯申”，虽然是“出口转内销”，但填补了中国名校前三甲之一清华大学的空白，善莫大焉。反正老蒋从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起就不再骂“ＮＸＰ！”了，蒋家后人不起诉就没有法律上的麻烦。

　　我想，就算不加以解释，读者还是能猜出“ＮＸＰ”是什么意思，因为它是蒋介石的出口腔，已经上升到“国骂”的高度。蒋介石在台湾的身份证是１号（前面ｎ个０），九五至尊的身份毋庸置疑，所以用“不懂韦式拼音”解释“常凯申”肯定说不通。网民经常用拼音缩写代替汉字，比如“ＮＣ”是“脑残”，“ＪＹ”是“精英”，“ＮＣ的ＪＹ”意为“脑残的精英”，大家都明白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不需要另外解释。有人将翻译的错误原因归结为现在的大学课程设置，说是文史哲学得太少，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和王奇同年出生，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蒋介石是何许人，哪怕小学肄业。对于历史系教授来说，只要见到“西安事变”就会知道主角是谁，省略“蒋介石”几个字没有关系，从“Chiang Kai-shek”到“蒋介石”，不需要高深的知识和敏捷的思维。用出版社信任清华的牌子硬所以没有仔细校对解释，还算通顺。这里好有一比：质检部门没有发现牛奶中的三聚氰胺固然是错，可问题是牛奶之中本来就不应该添加三聚氰胺。所以问题依旧：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学术浮躁与学术造假，比如导师将“工程”分包给研究生，研究生再分包给本科生，然后程序倒转，研究生过过目，导师过过目，就可以将“学术成果”交付出版社。但这种错误只需“过过目”就能发现，无需核实详细资料。此外，我不但见过猪跑，还吃过猪肉，知道出版社在正式开印之前一定会将样书寄给作者再看一遍。所以问题依旧：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还有其他原因吗？

　　我觉得国人好洋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对不少人来说，洋意味着身份和权威，起码也是时尚，所以饼干成了“曲奇”，牛奶加上“ＯＭＰ”就成了“特仑苏”，“曼莉”取代“淑贞”，中文歌词中插入英文字母，国产ＪＹ爱炫耀洋的因素，比如偶尔的出国，或者在国内绝无仅有的与在华洋人的某次谈话，高考落榜者靠着父母有钱出去留学几年后拿个博士回国后，反而比从在国内按部就班上一本再拿到博士学位的同学吃香，华尔街金融灾难制造者被中国高薪聘请，城里小孩再也不挥挥小手说“再见”，统统改为飞吻加“拜拜”。

　　王奇会不会看到“常凯申”后反而觉得更显得像引自外文资料，更显得权威，所以保留它呢？我没这个把握，但起码不能排除这个可能。

　　我一前辈同事总是将“地高辛”读成“地各信”（digoxin的音），其实他的拉丁文还不如我，他只不过是觉得这样很洋气、很文化。再举一个例子，信不信就由你了，我是核实过的。笔者同村一儿时玩伴当兵回家探亲，走到村头用普通话问路：“请问老大爷，某某某家怎么走？”。他当兵才两年，“老大爷”家的灶朝哪个方向开口他都知道更别说名字，“某某某”是他父亲的姓名，“某某某的家”就是他自己的家，没有搬走。我离开家乡三十年了，回到家乡绝对是一口方言，实在难以找到方言对应的词才更换成“家乡普通话”。

　　这类人其他方面与常人没有多少差别，惟情商低于常人，其“凯申”大多无害，尽可一笑了之。对于ＪＹ，偶尔“凯申”没什么，谁不出些错，“常凯申”就有害了。洋国家那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自然很多，在国外工作的以及经常出国的，将好的东西向国内推荐，无论为钱为义，都是有益的，国内的人在甄别后应该结合实际学习人家的长处，媚洋不好，盲目排外也不好。ＪＹ最容易ＮＣ的地方在于以洋为贵，不论实质，不顾实际，不管可行性。洋化未必不好，阿拉伯数字就是舶来品，但读音还是中式的，只带来方便不增加麻烦，好得很。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当它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时，就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常凯申”如王奇者，容易成为书呆子，除了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太大的危害没有，报错后也是会改正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常凯申”者，容易一根筋，视错者全错，对者恒对，报错后倾向于逆反。

　　江西 夏河年

图片:1.jpg

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在一部学术专著中将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成为中国名校制造的又一起学术笑料。

　　一篇署名“高山衫”的网络文章近日揭露，这部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书
中，仅名字翻译谬误就有几十处，其中最荒唐不过的，当属蒋介石（Chiang Kai-
shek）被改名为“常凯申”。

　　据《文汇报》报道，中央编译出版社有关编辑承认这些错误确实存在。该书的责任
编辑陈琼说，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者视野中
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
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这样全书
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
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

没有校对有关内容

　　陈琼承认出版社没有校对这15页的内容。她说：“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么硬，
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但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是由我社的
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的”。

　　中央编译出版社成立于1993年9月，是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中央级社会科学专
业出版社，主要翻译介绍世界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方面的最新作品。

　　今年45岁的王奇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
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她曾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
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2000年，王奇晋升为副
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清华大学中俄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中
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副秘书长等。

　　除将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外，该书还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翻译成费尔班德；将民国时期外交关系学者夏晋麟（Hsia Ching-
lin）翻译成林海青（“高山衫”建议作者不如把Hsia Ching-lin直接还原成“林青
霞”）；将台湾大学原外文系主任、知名文学家夏济安（T.A.Hsia）翻译成赫萨等等。

　　北京有关人士指出，身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博
士的王奇，以及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居然连蒋介石的英文名字都不知道，中国学术
风气之浮躁、学术水平之浮浅由此可见一斑。
   “高山衫”也在文章中说，作者在翻译作者名和书名时频频犯下低级错误，不免给
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当今中国大陆学者尚无资格研究这类精微广大的语文学和史学问
题。
　　另据《文汇报》报道，王奇现在正对该书“紧急回炉”，将“高山杉”等指出的人
名和史料谬误搜集起来，细细核对，最终给读者一个准确的订正本.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read.php?tid=470964&page=1

学界的浮躁之风又一次“吹”远了常识，这次“吹”得够远

　　“费尔班德”、“林T·C”、“赫萨”，这串洋味十足的名字，其实对应的都是学术圈名人：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人家明明大名鼎鼎，为啥给换了个叫读者摸不着头脑的称呼？因为他们或是老外，或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入乡随俗取了洋名，翻译者“有眼不识泰山”，随手就硬生生“音译”了，而这样的错译居然出现在一本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中！最近，一篇署名“高山杉”的文章在网上引起热议，它把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几十处名字谬误公之于众。其中最荒唐不过的，当属蒋介石(Chiang Kai-shek)被改名为“常凯申”。

　　“常凯申”们是如何“漏网而出”的？公众一片哗然，又一次重重触及学术风气这根敏感的神经。

　　出版方：出错章节是仓促赶就

　　高山杉的批评文章中写道，仅以第三章（第80-95页）为例，就能挑出这么些荒唐的错误，“是不是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

　　记者昨日通过中央编译出版社找到了该书的责编陈琼女士，她并不感到意外：“前几天，作者王奇就告诉我书出问题了，网上的各种批评我也看到了。”

　　陈琼告诉记者，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

　　出版社则没有校对这15页的内容。“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么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陈琼的声音中流露出不安与忧郁，她承认自己不懂俄语，“但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是由我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的”。

　　书作者：婉拒采访正专心勘误

　　身处风暴中心的书作者王奇副教授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记者从清华大学历史系师资队伍网页上看到，今年45岁的王奇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她曾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2000年，王奇晋升为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清华大学中俄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副秘书长等。她著有20万字的《二战后中苏（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主编过《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等学术著作。

　　然而遗憾发生了。先前的一切看起来堪称学术佳话，如今变为万分尴尬。据知情人透露，王奇现正在“紧急回炉”，将“高山杉”等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谬误搜集起来，细细核对，最终给读者一个准确的订正本。

　　只要用心查查工具书就能免错

　　犹记得2001年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那一刻，从他老人家口中吐出来的是“Peking”这个韦氏拼音单词，曾让不少中国人愣了千分之几秒后才开始欢呼。

　　“韦氏拼音在我国已经不再使用，但在国外流传甚广。”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蓝介绍说，“韦氏拼音”的创始人T·F·威妥玛是英国人，从1841 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在华期间，他根据北京读音制订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这个方案以后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

　　比如孙中山的名字，在英文中是用客家话发音的“孙逸仙”三个字的字音，即SunYat-sen，如今缺乏这方面学术常识的人看了就不知道是谁。当时一些在华传教士的中文发音受到各地方言影响，因此他们著作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偏差很大，容易造成误解。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以汉语拼音取代韦氏拼音；国际标准化组织则于1982年开始以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仍有一些外国学者习惯用韦氏拼音，而在涉华历史文献中，用韦氏拼音拼写的中国人名、地名更比比皆是。

　　然而，韦氏拼音并非“鬼门关”，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文飞告诉记者，通过查阅韦氏拼音与汉语拼音对照表，以及俄汉译名辞典、英汉译名辞典等工具书，完全可以避免犯错。

　　“现在的学风浮躁！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里都能把自己导师的名字写错，蒋介石变成‘常凯申’又有什么稀奇呢？”刘文飞无奈地幽了一默，他的表情，希望对学界不仅是苦涩的嘲笑，也是警示！

香港的明報也有提及：


2009年6月11日

清華歷史教授不識蔣介石

著作翻譯出錯 蔣介石變「常凱申」


【明報專訊】編輯信清華招牌 倉卒沒校對


最近中國一本探討中俄國界的嚴肅學術著作成為了網上熱話。該書出自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之手，在翻譯西方學術著作中的中國人名時，鬧出了不少笑話，包括將蔣介石改名為「常凱申」，令人關注到中國的學術風氣低落。


任職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的高山杉，近日在《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發表書評，評論中央編譯出版社去年10月出版、清華大學歷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的《中俄國界東段學術史研究﹕中國、俄國、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


書評踢爆誤譯處處


高山杉指出該文幾十處名字錯譯，包括「費爾班德」、「林T.C.」、「赫薩」。這些洋味十足的名字，其實都是學術界無人不識的名人，有的是本身有漢名的西方學者，有的則本身是中國人。費爾班德是美國史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林T.C.是林同濟，赫薩（ TAHsia ）是夏濟安。其中最引起嘩然的便是將蔣介石（Chiang Kai-shek）「譯」為「常凱申」。由於清華大學及中央編譯出版社都是國內頂級的學術機構及出版社，高山杉質疑﹕「是不是太不珍惜清華大學和中央編譯出版社的招牌了？」


該書的責任編輯陳瓊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表示，王奇在網上出現批評前已告訴她該書出了問題。她說，該書原來只有首兩章，後來王奇的同事提議多加一章，談論「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令全書內容更完整。結果就是這長15頁的第三章出錯。她表示由於時間很緊，所以誤譯了引用資料當中用韋氏拼音標注的中國人名。


王奇感尷尬 被指急忙校訂


陳瓊承認自己不懂俄語，「但這本書引用自俄語的部分，是由我社的專業俄語校對檢校過的」。至於出問題的第三章，陳瓊承認因時間倉卒沒有校對，原因是「當時我覺得清華的牌子那麼硬，王奇的學養也很好，倉卒之間沒有深究」。


現年45歲的王奇留學俄羅斯，1995年取得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到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她曾獲多個榮譽，著作甚豐。但今次事件卻令她尷尬萬分，據說正急急校訂。


學術著作「集體生產」普遍


至於為何會鬧出這樣的笑話，不少評論都將之歸咎於學術界急功近利、治學不嚴謹的風氣。有內地學者透露，有些學術著作雖然掛有教授的名字，但其實大部分工作是「分包」給門下研究生「集體生產」。某些大學教授一看什麼熱門題目就跟風，然後組織學生找來相關科目的教材、學術期刊與報紙，便拿起「剪刀」和「漿糊」，拼出一本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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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翻譯屢鬧笑話 孟子變「門修斯」


【明報專訊】內地出版社近年大舉翻譯西方學術著作，但不時因翻譯出錯鬧笑話，最經典的是把儒家代表孟子改名為「門修斯」。


1998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的《民族——國家與暴力》（原作者為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引述「門修斯」的格言稱﹕「普天之下只有一個太陽，居於民眾之上的也只有一個帝王。」所謂門修斯是「Mencius」的音譯，指的就是孟子！該句格言其實是《孟子》引述孔子的話「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景觀社會》，鬧出類似笑話，把孫子（SunTzu）譯為「桑卒」，《孫子兵法》（Art of War）則變成《戰爭藝術》。有論者指出，學術著作屢屢犯錯，原因是學者急功近利，重量不重質。

在一篇建国大业观后感里看到常凯申，不知道是谁。一搜，哈哈，原来是委员长。真是有意思。这不失为一个躲避文字狱的幽默小伎俩。那篇文章也挺逗。不得不说：建国大业，又把网络democracy推进一步。

作者：陆谷孙

　　上周六几个朋友餐叙，就听说了有人把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谬译作“常凯申”，译者还是清华的老师。一家牌头很硬的出版社也不知道是怎么把的关，居然让谬误漏过了校对环节，粉墨登场。饭友们当时就说， 这下又要惹出轩然大波了。

　　上一回是Mencius (孟子)被谬译作“门修斯”，译者是北大的。我称这种错误为谬译而非误译，是因为出错的原因不在于译者的外文修养欠缺，而是因为身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隔膜至此，又懒得查问，实属荒谬。我仿柳宗元的话，口占两句形容：“诞漫之‘译’胜，名实之事丧”，可叹啊！

　　但我又不主张像某些校长那样，因此嗤笑北大、清华；也不愿落井下石，围剿两位译者，只有一言相劝：你们的“童子功”可能还须好好历练。就拿蒋介石来讲，在“外译汉”的书刊中，以前也见过误译，把他的“委员长”头衔译作“大元帅”(从英文的Generalissimo而来)，好像也不曾见人指谪。毕竟“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只要别呼呼大睡就是了。

　　令我感到悲哀的倒是眼下的教育。当年周扬还强调过“三基”， 即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理论。今天如果重新在“基本”两个字上提出严格要求，别忙着“接轨”、“扩招”，以一年读过几本或几十本书(尔后才是发表过几篇文章)来有效考查教师，我看“常凯申”和“门修斯”类的谬译说不定可以避免。提出“研究型大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这种类型的大学可说是人类从中世纪向现代过渡过程中，响应理性，适应市场的必然产物(有兴趣的教育官员可读威廉·克拉克著《学术魅力和研究型大学之起源》一书，200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看看我们现在如何在相当程度上，仍得依靠人脉关系获得排名占先，立项优先，提职超前，是否有点像仍然生活在中世纪的“失乐园”(借用上述威廉·克拉克语)中？

　　基本知识中很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历史。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史书读得多的人，结合译出语的上下文，怎么也不会犯“常凯申” 和“门修斯”之类的错误。“一切向前看”、“宜粗不宜细”之类的话说多了，误导作用已经十分明显：蒋介石变“常凯申”之外，教授不知道“冯妇”是男人，大学生不知道“三面红旗”、“四人帮”为何物，愤青说不出贫弱中国当年受辱的种种细节。须知历史若不及时清理，是要成为包袱的，一个一个往肩上扛，如何还迈得开前进的步伐？

　　我所尊敬的陈乐民先生前不久谢世，他曾是我党外交干部，后入学界，潜心研究“欧洲学”。他就认为北欧和西欧的几个主要国家，虽然也有各种民族、宗教、政党纷争，之所以能相对长治久安，一个教益就是人家能及时清理有可能成为历史积案的各种问题， 如此，新历史主义想给希特勒、贝当翻案吗？没有市场！如此，东欧变色后，拆墙毁档，不折腾，不纠缠，也才有今日的稳定。我们这儿有位哲学教授把历史说成“奢侈品”，好像只讲“民生”才是发展正道，好像国人全是饮食男女。其实，历史教会我们“一之为甚，其可再乎？” 有个“常凯申”和“门修斯”就够了，以后可别再谬译了。

　　“常凯申”和“门修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还远不像我们中一些人自己认为的那么强大。连老祖宗(我是说孟老夫子，不是蒋介石)的名字，在名校学者手里回译过来，都能闹出如此笑话，在外建再多的孔子学院，恐怕也是骐骥踞躅，虚名大于实效。有位外交老人吴建民最近说了句“韬光养晦要管一百年”，在网上被骂得狗血喷头。我是同意吴先生的观点的。即使仅从经济发展而论，贫富不均，利益分配不公，天灾人祸百罹，会不会导致国蹶， 忧危预谋总比放大自恋为好。此外，从技术层面，谬译来自误读，连拉丁化的中国人名字都会误读，对其他的洋文就更难保证没有误读了。小巴辣子误读还不打紧，要命的是参与决策的专家、学者。

　　顺便说一句，我十分敬佩发现“常凯申”谬译的高山杉先生，曾四处打听他何来如此学养和外文功力。这次又增加了一条敬佩的理由：高先生读书多且精细。我要好好向他学习。

　　(作者系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门修斯”一译，出自《民族-国家与暴力》，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立涛译，王铭铭校，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9页；关于“常凯申”，参见《“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一文，作者高山杉，载6月7日《上海书评》。)

清华大学历史学者王奇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译成了“常凯申”，到了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校对编辑处也未能发现并更正过来，这个低级的常识错误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令人失望的是，在关于此事的大量讨论中，大多数只是附和时下那种嘲讽权威、愤世嫉俗的论调，愿意细心分析发生这种翻译笑话的根本原因的却在少数，更遑论提供建议，避免重蹈覆辙。在“门修斯”和“常凯申”后，下一次难保不会出现把Sun Yat-sen（孙中山、孙逸仙）译成“纯鸭生”。如果不懂得反思我们的英语教育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关于中国人英语水平的笑话还将继续下去，到时受辱的便不仅是某些学者。

     如果愿意扪心自问，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国人之中，有可能会犯“常凯申”这种低级错误的人会是少数吗？或者首先反问一下自己，自己清楚Chiang Kai-shek是蒋介石吗？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清晰的答案。那么，为什么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连我们自己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名称的惯常英语译法，都如此不清不楚呢？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提高国民的英语水平，相关的教学活动并不应仅限于英语课之内。这甚至不应只限于文史哲的科目。在国外的大学里待过就会知道，不少国内的数理化尖子生，到了英语国家后不要说用英语表述一个物理现象或化学反应，甚至连基本的化学元素的英语都说不上来。笔者曾亲眼见到这些事情：一个刚出国读理科的中国学生，在看到报章上讨论全球变暖的文章时，还得用电子词典查carbon dioxide（二氧化碳）是指什么意思；一个读完政治学后出国读硕的中国学生，还得查check and balance（权力制衡）指的是啥。

     究其原因，可谓一目了然：从小学的自然课到中学的物理课、化学课，我们的教科书都没有把一些基本名词的英语对照注出来，老师也不讲，考试更不考。等到学生上了大学，大部分的教科书还是不对重要名词（人名、地名、术语）附加英译，使有志于继续攻读外文原著的学生缺乏起码的基础。不妨再回过头看看社科类专业，例如在国内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多少会在凯恩斯旁边用括号注上John Maynard Keynes，有多少在谈及张五常时会提一下英文是Steven N. S. Cheung？当有一天，学生在需要英汉互译这些人名时犯糊涂了，那应该怪谁呢？

     再把问题放大一点讲，我们整个社会都没有严肃对待重要名词的中英对照问题。走在大街上，在公共场所里，到处都会看到似乎是同时标示了中英文对照的路牌和标示，但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它们中的大部分，不是直接翻成拼音了事，就是错译成非常滑稽的英文。在去年奥运前夕，国家下工夫在北京纠正了一些，明年亚运会了，广州也正准备去纠正一批。但让人难受的翻译还是大量存在。笔者就不止一次在带外国友人在广州坐地铁时感到万分尴尬：在英语中，陵园是颇为严肃的cemetery一词，例如安葬了马克思的伦敦Highgate Cemetery，但是在广州，“烈士陵园”却是Martyr’s Park。外国友人经常搞不懂，怎么我们会把浩然正气的烈士（martyr）与供人嬉戏的公园（park）放在一起？

     如果把“常凯申”的笑话，放到教育制度的背景中，甚至整个社会环境在对待中英名词对照的态度这些背景中去看，不难明白何以会错把Chiang Kai-shek译成“常凯申”。值得一提的是，王奇虽然错译蒋介石了，但还是老实地把英文原词放在哪里供人对照，是很负责的做法，否则外界根本不会这么容易就看出其错译所在。不妨想一想，在国内出版的大量外文著作中，有多少愿意同时注明重要名词的英文版本，有多少又是糊里糊涂地蒙混过关？它们要是译错了，我们如何得知？从小到大，我们又已经读了多少文本这样不提供名词的中英文对照的译作？

     “常凯申”的笑话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的教育里从来就没有重视过中英文对照，而我们也从来不把英汉名词的互译当回事，说到底是一直轻视教与学的英语能否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现在我们用的英语，与那个英文版毛语录时代的洋泾浜英语有本质上的区别吗？我们要的，究竟是写给外国人看、说给外国人听的英语，还是只是供中国人之间在英语角里互相切磋的“夜航船”式英语呢？  
【陕科方舟子】

犹记得2001年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那一刻，从他老人家口中吐出来的是“Peking”这个韦氏拼音单词，曾让不少中国人愣了千分之几秒后才开始欢呼。

     “韦氏拼音在我国已经不再使用，但在国外流传甚广。”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蓝介绍说，“韦氏拼音”的创始人T·F·威妥玛是英国人，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在华期间，他根据北京读音制订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这个方案以后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

     比如孙中山的名字，在英文中是用客家话发音的“孙逸仙”三个字的字音，即SunYat-sen，如今缺乏这方面学术常识的人看了就不知道是谁。当时一些在华传教士的中文发音受到各地方言影响，因此他们著作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偏差很大，容易造成误解。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以汉语拼音取代韦氏拼音；国际标准化组织则于1982年开始以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仍有一些外国学者习惯用韦氏拼音，而在涉华历史文献中，用韦氏拼音拼写的中国人名、地名更比比皆是。

     然而，韦氏拼音并非“鬼门关”，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文飞告诉记者，通过查阅韦氏拼音与汉语拼音对照表，以及俄汉译名辞典、英汉译名辞典等工具书，完全可以避免犯错。

     “现在的学风浮躁！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里都能把自己导师的名字写错，蒋介石变成‘常凯申’又有什么稀奇呢？”刘文飞无奈地幽了一默，他的表情，希望对学界不仅是苦涩的嘲笑，也是警示！（本报驻京记者 吴越 北京6月8日专电）

大家可以到“职业校对”栏目查相关的帖子“汉语拼音—韦氏拼音对照表”。

众知周知，蒋介石，还叫做蒋中正，除此之外，似没有听说有其他什么名字(当然小说家言的“郑三发子”一类除外)。但现在他有了一个新名字：“常凯申”。据报道，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副教授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出现了几十处姓名翻译的错误，其中最荒唐不过的，当属蒋介石(Chiang Kai-shek)被泽作“常凯申”。


　　这确实让人有点怀疑王奇副教授的资质。历史学中中外人名、地名的互译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容易出错。但Chiang Kai-shek是蒋介石，J.K.Fairband是费正清，属于专业副教授应该掌握的常识范畴，弄个常凯申出来，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这也表明，她对中国历史基本面的掌握上有所欠缺，作为一个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恐怕多少有些勉强。而王能够当上清华大学这所知名学府的副教授，不能不说副教授这个名号所代表的学术与教学水平，已经低于公众的认知了。

　　而更为严重的是学风问题，严谨是历史学者所必须具备的首要素质。其实，每个人的知识构成都是有缺陷的，但严谨的学风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这一缺陷。历史上人名、地名的互译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以前的翻译规范与现在的不同。而现在翻译这些人名地名，仍然要依以前的规范，而不是现在的，这就是最大的麻烦所在。笔者当年初入史学之门的时候，也犯过与王奇类似的错误，在学习翻译一篇关于明史的英文文献时，看到Muhammad这个人名，想都没想就翻译成穆罕默德。后来老师告诉我，在《明史》的记载中，这个人叫马哈木，所以也应该按《明史》译成马哈木，否则读者不知道是谁。这件私人的糗事说明两个道理，第一，这事儿确实有些复杂；第二，复杂归复杂，但都有据可查，只要从思想上重视，认真对比中外文献，总是能弄清楚的。这里不需要高深的智慧，不需要复杂的技巧，只需要良好的学风。

　　本来在我国史学界，学风严谨一直是个良好的传统。但近年来，也有学风日下的趋势。这种状况的出现原因当然很多，比如社会的大环境。但我觉得也与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有密切关系。有人戏称现在高校办学是“数字化办学”，具体到学术评价，就是重视数量，比如发表了几篇论文，出版了几本书。王奇的这本书，如不出这个意外，在清华大学的各种考核中为自己加分应该不成问题。但这个学术评价体系对质量难以进行准确的评价，于是在学术研究中，只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渐成风气。本来，学术共同体对于学术成果质量的评价最为中肯、客观，但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中，学术共同体的影响不断衰微，一个又一个的“常凯申”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　　□周 云

清华一学者误译　蒋介石变常凯申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在《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将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遭到网友的“炮轰”。

　　近日，署名为“高山杉”的网友以一篇题为《“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的批评文章再度“炮轰”中国学界。文章指出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几十处名字谬误，其中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等学术名人纷纷被误译为了“费尔班德”、“林T.C”、“赫萨”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洋名”，而最为荒唐的是，蒋介石(Chiang Kai-shek)也被改名为“常凯申”，引起网上一片哗然。“高山杉”不禁质疑作者和出版方“是不是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

　　对此，身处窘境的该书作者王奇以及清华大学校方都委婉地拒绝做出回应。而对此事，清华的学生们也看法不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实验班的一位大二学生表示：“(这个错误)犯得的确有点儿低级，但王奇老师是我们的本校老师，多数同学为她感到难过。我认为这时候她除了做好勘误，也应该和出版社一起，尽早勇敢地站出来，向公众道歉，承认错误没什么大不了。毕竟在这个事件中她代表清华大学。”而另一位博士研究生的评论要激烈一些，他认为这样的错误不该出现在清华人身上，“太给学校丢脸，应该尽快公开道歉。”


　　昨天，记者联系到该书的责任编辑陈琼，她表示目前不愿意再谈及此事，过一段时间后，该书的作者以及出版社方面会做出一定的回应或者安排，但是目前尚不方便透露。

　　此前，陈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她对此事已经知晓，网上的“炮轰”帖她也已经看到了。陈琼说，该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

　　据报道，陈琼承认出版社没有校对这15页的内容。她表示，当时看重了清华的牌子硬，王奇的学养好，仓促之间就没有深究。

　　陈凯一 雷嘉

现在很多外行都不知道，很多大学老师出书都是自费出书，内容自己负责，有些靠关系找书号的，出版社更是懒得给他们走正规出版流程。

这仅仅是翻译方面的外行问题，更多专业方面的错误那更是惨不忍睹的。

著名军事专家宋晓军在新浪微博把蒋介石称为【常公】。应该就出于上述“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