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改革与汉字改革随想 [复制链接]

    可是德国人没有在改革中提出要改掉这些不方便的地方，反而还要强化 ss 的规则。德文本来就是拼音文字，而且跟英文同属日耳曼语族，词汇和语法的深层结构上有很多的共同点，四个变音中，a, o, u 头上加两点，历来就有权宜写法 ae, oe, ue。只要舍弃以上书写差异，迈出小小的一步就可以与英语共用键盘，直入网路。可是他们就是不越这雷池半步。为什么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懂得维护自己的文化，不能为文字输入的技术方便去牺牲文化本身的特点。西方文字是语言的纪录，语言是文化的基干部分。虽然在我们的眼中，德国文化跟英美文化相当接近，可是他们还是绝不愿意互相混同，要在语言和文化上保持各自的特点。从这一点出发，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相差那么大，怎么能够废除汉字去屈就拉丁字母输入电脑的技术方便呢？无论如何，“汉字文化派”强调“汉字不是简单的语音纪录，而且是一定的文化载体”的看法是无法否认的。
　　文字改革有技术上方便的目的。但是不能无限度地追求技术方便，必须以不损伤民族文化为限度。汉语拼音方案在民族文化方面小有牺牲，长期的、直接的用电脑输入汉字，人们会对汉字的结构和笔形逐渐疏远和淡漠，但是在技术上赢得了方便，汉字进入了简便的电脑键盘输入时代。汉字简化方案的失误在于，相当多的简化汉字丧失或减少了原来承载的文化信息，也就在文化的古今传承上切割了延续千年的血脉，却在技术上又没有赢得方便。
　　在今天许多方案都能够将汉字输入电脑，尽管还不能尽如人意，毕竟可以逐步改进，再要提出进一步简化汉字、甚至于废除汉字就是十分糊涂，数典忘祖了。
　　普通语言学解释说，文字是语言的纪录。在理解上，应该强调绝不是简单语音纪录。否则就是错误的。德文的四个变音就不仅仅是简单语音的纪录，而且是语言特点的纪录。a, o, u 头上加两点，发生的音变跟该词的原形有对应关系，（汉语拼音方案也保留了“安”、“烟”对应的关系）。有的表示词性、性别或数量的变化，有的则是表示“小的”，或者就是爱称。这些变化、指小和爱称形式已经承载着一定的文化信息。语言是文化的有机成分，文字纪录语言，而不是纪录语音，所以也是文化成分，所以不能任意取舍。拼音文字的德文尚且如此，汉字则更不待言。琵琶和枇杷语音是一样的，可是具有文化上的不同意义。汉字除了读音以外，还有它的视觉形象，从而构成了它在诗词、对联、匾额、字谜中的时空综合美学意义，改用拼音则将切除它的很大一部分文化信息功能，这是民族文化母体所不堪忍受的。
　　英文也有许多同音不同形的的词，依靠视觉加以区别。不规则拼读的外来词，实际上以它们的形式纪录了不同时期、从不同民族借取而来的痕迹，也是它们的文化信息。有没有绝对言文一致的语文？
　　德文改革的细节我们不必深究，但是这位日耳曼学教授批驳了改革派的种种规则化的宣传，列举的都是有确定根据的实例。这件事说明，德文的改革还是无法达到完全规范化的境界。要求达到言文一致是一种理想目标，但是期望达到完全一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许多身居海外，尤其是在美国留学或留美回国的知识分子继续要求中文完全地言文一致。他们为什么不反省一下，实际上在欧洲几大语文中，英文是最不言文一致的。法文、俄文和的德文都有相当严格的读音、拼写规则。英文的规则常常是有法不依。法文的一些词尾不发音，可是在对应的变化中可以读出，也就帮助了记忆。而英文的例外，多半都必须特别记忆。英文中大量的不规则拼写形式其实跟汉字相当类似，人民从启蒙之日开始连同读音和字形一起储存在记忆中。我们自己学英文，也是这么过来的。英文的读音规则不可靠，跟汉字的偏旁不可靠，可以说是五十步和百步的距离。英文本身这样言文不一致，为什么一些留美精英要求另一种文化的中国语文非废止汉字不可呢？作为补救，汉字已经言文一致地获得了汉语拼音辅助形式。是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後，中国的知识界在语言文化上过分亲近美国文化，无意中有那么点忘乎所以？
　　英文是德国学生的必修课。德文比英文言文一致得多，所以学生们抱怨英文拼读太不规则。大学生编出一些有趣的笑话，嘲弄英文的弊病。站在欧洲文化的立场上，同样是拼音文字，而且在言文一致方面比英文规则得多，凭什么说英文比德文优越？平心而论，英文的国际地位除了它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外，还在于它的文法发育比较成熟而简明，口语交际容易上口。而拼写困难则是英文和汉字一样的缺点。
　　英文也有人提出过言文一致的改革，结果以失败告终。是不是也不愿意损及文化本身和历史延续？专攻英美语言文字的中国学人或许能把个中原因告诉我们？
　　若说言文一致，汉语拼音大概是世界上最典范的拼音文字了。可是我们不难想像，只要一旦废止汉字，改用拼音，马上就面临科技、包括电脑新词的介入。少数民族的地名已经不按汉字读音，而是名从主人。Huhhot 呼和浩特。对汉语来说，已经言文不一致。科技借词一来，哪里还有言文一致？全部照古代的拉丁语发音，还是时髦地按英文发音？
　　说到汉字和化学新词，记得鲁迅先生认为不必为化学元素再造新字。如果连几十个（现在是一百十几个）化学元素符号也学不好，那化学也一定是学不好的。我们可不可以按照鲁迅的逻辑再推演下去，如果连几千个汉字也学不好，那么要学习中文也一定是学不好的。学哪一种语言不是起码要记几千个单词？
　　汉字与外文字母同时出现在电脑文件里，已经不成问题。外来科技新词来不及中文化命名，先用外文夹在中文里在专业领域内使用，如果这个词广泛被社会关注，再命名或者用拉丁字母缩写。在德文里也是这样。Sfro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FCKW 冰箱制冷中介，DNA 去氧核糖核酸，UFO 不明飞行物，E-Mail 电子信件等等。在运用中总会找到译名。汉语文有能力包容这些成分，为什么一定要为接纳外来成分而废止汉字，伤及民族文化本身呢？信息革命是什么意思？
　　《语文与信息》杂志一九九六年第四期刊登了昆明宣言，主张拼音和汉字都成为中文的正式文字。正式文字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某些领域不再使用汉字，仅仅使用汉语拼音或改进过的新的拼音呢？意义不太明确。宣言之後的某些文章则公开主张废除汉字。中国人要参加信息革命，进入网络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用汉语及其汉字进入网络，还是国人都学会英语进入网络？或者不再用汉字，只用拼音文句进入网络？用汉语拼音就能让外国人也了解中国的信息了吗？
　　国际电脑信息的网络化并没有消弭人类各种语言的障碍。德文也是拼音文字，德国以外的人也能通过电脑阅读德文的网络信息，前提条件是他必须懂得德文，否则没有什么用处。信息高速公路并没有摧毁巴贝尔塔（圣经中上帝让人类语言分歧的塔）。网络中以英文为主要成分，德文和中文也可以占一席之地，德、奥、瑞三国联网，海峡两岸、香港以及海外留学生也都可以联网。我们可以进一步改进输入和检索的规范，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应该废止汉字。
　　汉字词界不清，检索时可能把错误的搭配检索出来。当然不方便。德文的电脑程序也有前面陈述的不方便，德国人却不愿意废止德文的字母。一位德国外交官告诉我，他干脆在电脑中安装德英两种程序，德文程序往往会有点不对劲的地方。看来并不是使用汉字的中国人特别有问题。俄文、法文、德文都有很多不规则动词，变化特殊，需要死记。英文在人机对话中因为“拼写不规则，允许相邻词的连读”，相信也有很难解决的课题。中国人实在不应该对汉字太自甘暴弃。

    简化不符合教育规律

　　Veith 教授对德文改革派的反驳中，最後一部分触及到教育学上一个重要的事实。语言教学与年龄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儿童少年不仅易于模仿语音，而且易于记忆语言文字的变化和特例。德文改革强调在低年级教学拼读规则，减少了听写错误，实际是本末倒置，是让假像欺骗自己。教学规律告诉我们，低幼学童对于文字规则并不敏感，习惯于模仿和直接记忆。经过若干学期的积累之後才逐渐觉醒，进入归纳和分析。这种“学龄优势”可能持续到少年时代。各种例外、特殊形态一旦被记忆，可能终身难忘。各国学校都是利用这种优势让学童完成语文教育。一旦错过学龄，扫盲的困难就会跟文字的不规则成份的多少有关系。汉字言文不对应，扫盲难度大。美国文盲多（七九年文盲四百万，六千四百万成人没有完成中学教育），英文本身的拼读缺陷也有责任。美国小学教育纪律松弛，学童荒废了正常学龄，再来扫盲，就遇上了“国难”（英国人称英文的拼读缺陷为 national difficulty）。德国学校的纪律现在也日渐松弛，部分青少年蹉跎岁月，荒废学龄，流向社会。一九九七年三月文盲约三十万人（全国总人口七千九百万）。由各地劳工局失业人员辅导部门负责扫盲。脱盲过程也非轻易。
　　台湾没有推行简化字，却基本没有文盲。这一对比告诉我们，学校教育中多若干笔划没有根本影响。决定性的问题是国家拨出的教育经费（保证师资和校舍）、不分阶级出身的全面义务教育和没有频繁政治运动折腾的教育环境。
　　抱怨汉字难学难记最厉害的是中国下层社会里幼年失学的文盲和半路出家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他们都是错过了学龄而要学习汉字，所以叫苦不迭。瞿秋白、吴玉章当年面临的多半是中国的城乡贫民、苏联远东地区的华工和苏共的对华联络干部。所以容易得出废止汉字的结论。
　　昆明宣言派倡导青少年应以汉语拼音输入法为主的方向是正确的。小学和中学阶段要打好汉字基础，同时学会拼音。在汉字基础牢固以後，学习拼音输入。在方言区，可能教师和学生都无法避免方言缺陷，n 和 l，或 f 和 h，或 an 和 ang，或 en 和 eng，或 z 和 zh，或 c 和 ch，或 s 和 sh 不分也不用害怕。坚持按课本和词典教普通话，经过反复，正确的拼法就可能跟字形、不标准的字音一起被学生作为特例记住，以後就不会忘记。
　　德国也是方言纷繁的国家。北部沿海的土话跟南部山地的土话几乎无法互相沟通。国家提倡标准德语（以汉诺威方言为基础方言）。波恩地区的方言是波恩科隆方言。德文教堂 Kirche 和樱桃 Kirsche 只是一字之差，按标准德语发音不同，教堂词尾读“谢”，樱桃词尾读“社”。波恩方言都读“社”。有的小学生就跟父母一样，两个词发同一个音。可是经过听写训练，他会记住，写法不同。
　　在海外中文教学中有一种反映，学生在简繁共存的时候，倾向简化字。是的。笔划简单。但是笔划简单只是减省了若干书写的劳作，并不能减省记认的过程。儿童和文盲当然希望减少若干笔划的描摹，所以造成错觉。实际上一个字无论繁简，它的音、形、义，都要通过视觉、听觉，发声器官和大脑的理解反馈多次，才能建立记忆。字形，作为一个整体的视觉图像被传输，繁体字是一个视觉图像单位，简化字也是一个视觉图像单位。视线扫描的面积也是相同的字形方块。简化字的空白虽然多一些，可是视线扫描并不能忽略这些空白，空白和笔划在传输信号意义上是同等信息量的信号。所以简化字和繁体字建立记忆的过程是一样的。汉字不容易记忆的问题，简化字并没有解决。学童少写几个笔划，并不能加快对这个简化字的记忆。反而倒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简化字有利于儿童教育和扫盲，这一错觉应当破除。
　　根据这一经验可知，简化字和繁体字一样也要同时记住音形义，十分有限的多几笔和少几笔，对于适龄学童几乎一样的容易，对于成年文盲几乎一样的困难。简化字有什么好处？
　　或许简化字节省了时间，方便了生产和生活？阅读，繁体简体一样快。书写呢？我们不妨做一个实验。请两个成年实验者，一个来自中国大陆，一个来自台湾，年龄相同，中学以上教育程度也相同。听写同一篇通俗的文稿。不要求书写规范，只要能看懂，能跟上朗读的速度，像平常做笔记一样。结果是几乎一样快。为什么？主要是中国文化界早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速记系统”（行书和草书则是它的高级艺术典范），它没有确切规范，却也世代相传。中国大陆的简化字很多是从这里选出来的，被赋予了合法地位。在台湾民间社会它也长期传承，可能掺杂了一些日本简化字罢了。两岸知识分子阅读、书写几乎一样快，简化字有什么好处？
　　电脑输入汉字成功，方法很多，非常明显的结果是简体并不比繁体快。一条命令就可以让简繁两体互相转换。简化字有什么好处？

    简化字有什么坏处？

　　简化字方案归并了异体字，只是减少了少量汉字，可是对历史文化总量来说，反而是增加了一大批简化字。古代文献不能抛弃，需要一套检索系统，简化字不能使用这套系统，另搞一套检索系统。结果在所有的正式图书馆都必须拥有
两套检索系统，管理人员和检索者都必须学会两种检索方法。从北京、上海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无一例外。精力和经费的浪费无法统计。
　　简化字胡乱尊重所谓的“群众首创精神”，违背了汉字原有的音韵系列和偏旁规则。例如“进”读 jin，繁体是谁字一半加走之。简化成井字加走之。井字不念 jin 而是 jing，打乱了汉字形声系统的秩序。原有的邻居的邻，简化成“令”加一个耳旁。邻字音 lin 而令字音 ling，音韵上不同归属，结果磷、遴、鳞又都不简化。“这”字里面是言字，应该简化成统一的“言字旁”：一点一横再直向右勾，或者不用简化，这字也不算难。可是却简化成“文”字加走之。不合规范，增加了混乱。头髪和出发，两个发字声调不同，意义完全无关，毛髪的髪，古音和方言中是入声，出发的发，则是平声，实际上搞的是不同音替代。这些问题并非个别。给学校教学和扫盲工作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混乱。
　　简化字立民间不规范书写形式为官方形式，首开恶例，造成各种不规范书写在社会上的恶性泛滥成灾。
　　电脑汉字系统也装备两套汉字系统。繁简转换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同音替代的词就会出现错别字。凡是用中国大陆国标码输入，又在海外印成繁体的文章出现了一套特有的简繁转换错别字。后後，准，发，复，历，出的笑话很多。
　　简化汉字造成了两岸人民文化上统一的隔阂。数千年书同文的中国变成了不尽同文。海外的中文学校为此很难统合在一起。
　　当代以後，中国（大陆）人普遍不再能直接阅读历史上一脉相承的汉字文献。

    汉字不断地简化吗？

　　有人说，汉字在历史上不断地简化，是客观规律。（参看周有光《语文闲谈》第一八三页，余秋雨，《华夏文摘》1997 11c）这种论点有多少根据？具有书法常识的人都知道，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文化还在发育成长，字形复杂起来，不是在简化，而是在繁化，以形成更多的汉字，表达日益增多的概念。从小篆到隶书是脱离刀刻文字，走向笔墨简帛文字的变化。笔划确实简化了一些，但是不一定是缩减笔划和改变结构的简化，主要大概是“减少弯折，顺从笔触走势”的变化。随着纸的发明，从隶书到楷书，笔划的演变更难简单地说是简化或者繁化，而是彻底的抽象化、笔划化了。也就是说，由于物质原因完全脱离刀刻甲骨，经过钟鼎、简帛，成为笔墨纸砚的文化。同时出现的草书、行书，应该是隶书楷书的艺术（或急就）变体，是以隶书楷书的基本型为基准的写意艺术。从先秦到两汉，汉字文化趋向成熟。“集”字的木字以上部分，原来重复三次（表示多鸟集合于一棵树木），後来简化为一次，是抽象化。“私”字原来没有禾旁，仅表示与族群相对的个体，加禾旁增添了农耕社会的特征（繁化？）。陈和阵，原在篆书中是一个字，用刀刻，它们难分彼此，用笔墨就逐渐分离，不再通假（繁化？）。《论语·公治长》说“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希字实际意思是“稀”。後世稀少都写作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古书中智写作“知”。这类弃通假而就精确，其实都是重要的进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标志着汉字文化进入了成熟期。而隋朝发端的科举制度是促成汉字逐步稳定的重大因素。统一的考试制度需要统一的书写规范，奉命唯谨的儒生决不敢在书写规范上向考官挑战。“唐开元天宝年间，颜元孙通过约定俗成的方法，参校是非，较量异同，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整理文字，编写了《干禄字书》。官府既然利用‘既考文辞，兼详翰墨’的科举考试取士，知识分子也利用书判争取仕禄。‘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所以楷书地位不仅得到巩固，也因此促进了楷书字体的统一”（朱关田《唐代书法考评》一七二页）。经过这样严格筛选考核的文官体系势必促成全国文牍的规范化和长期稳定。论者不以历代官方文献为证，却拿出零散出土的一些古代民间器皿和平民墓葬碑文的简化字作为汉字不断简化的证据是缺乏说服力的。民间小说中倒不乏相反的例证。相传某书生科场失误，试卷某字缺漏一点，按历代科场通例，凡试卷错写白字，考官一律弃置不阅。书生下场後不禁悔恨万端。不料，书生往昔曾经施恩于某人，此人知恩图报，化作一羽小虫，飞近考官书案，悄然降落试卷缺漏墨点之处，赫然化为一点。考官浑然不觉，一气呵成，批阅终卷。考生终于高中孝廉。
　　宋代出现了活版印刷。坊间刻本的印行使文人解脱了抄书传阅的沉重负担，由刻书匠人承接为职业性行当。匠人的商业化劳动更加减弱了抄书活动中减省笔划的要求。由此出现的印刷体更使汉字的基本形态标准化，而不是简化了。
　　不用繁琐的考证，只要看一看今天市面上常见的字帖就一目了然了。晋代王羲之的真迹不传，争议太大，且看北朝（约一千五百年前）的魏碑拓本，楷书的字形已经跟今天的字形相去不远，唐代（约一千三百年前）的颜真卿、柳公权正楷，跟解放初期、目前港台的字体几乎完全一样。宋代（约一千年前）刻本《广韵》字体几乎就是我们今天的繁体字。这些字帖韵书就是历代学童学习汉字和音韵的范本，千年不衰。简化字实行以前，官方文字何曾有过简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持续发展，要求她的文字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由于技术的进步、文具的变迁，文字发生相应的变化，也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由篆到隶，由隶到楷，大致适应了由刀到笔，由甲骨、帛简到纸的过程。绝不是简化两个字可以概括的。从远古的甲骨文字到西汉的隶书，大概可看成是汉字文化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姑且算他两千年。从东汉逐渐出现楷书直到现代，应该属于汉字文化的青春期和成熟期，大约也是两千年。童年的天真固然可贵，跟青春期的意气风发却不能同日而语。在这个两千年里，由于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纸（东汉），後来又发明了印刷术，将上古的文献通过传抄和刻印，传承了下来（既有散失，也有保存）。中古的汉字文化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由于文字的稳定，後世一直可以直接阅读前代的文献。汉民族拥有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文化，其意义就在这里，正楷汉字的可贵价值也在这里。在这两千年里形成的楷书汉字是成熟的文字，仍然具有吸收外来文化能力的文字。需要的只是调整（左起横写）和整理（删除异体），而不是简化。中国大陆五十年代的汉字简化并没有迫切的物质原因，（电脑文字处理还没有开始），主要是出于一种政治理想：共产党要显示党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学习文化的权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以迅速扫除文盲。一九三五年中国国民党也曾经酝酿过推行简化汉字。“鉴于匪区（指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实施教育的重要性和困难”蒋介石就“简字”的施行命令教育部研讨。“简体字还担起了对抗在共产党统治地区尝试的文字改革，以便强化国民党统治的担子”。後来因戴季陶等人的反对，此案搁寝。（参看《中国研究》第二十五期二十五页，村田雄二郎《另一个简体字》程兆奇译）
　　不幸，五六年开始讨论，到五八年公布方案，当中发生了反右派的政治迫害运动，阻吓了正常的反对意见。少数知识分子因反对汉字简化被打成右派，二十多年後才获得平反。等到八十年代电脑开始普及时，大错早已铸成。

    多数人和少数人问题

　　许多主张简化和废止汉字的人都说，汉字维系着古代文化，只是少数人的需要。这种说法有根据吗？多数和少数，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口头禅。文革大批判式的定义：“多数，广大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少数，一小撮吟风弄月的地主资产阶级份子”今天恐怕没有人再敢拿出来套用。
　　人类为基本温饱花费的时间总的来说将越来越少。工余的闲暇将越来越多。近年中国大陆和台湾都相继施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德国工会要求每周三十五小时工作制。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精神生活的内容，概括地说就是哲学（宗教）、科学和艺术。文化的课题越深邃，就越离不开古代的文史哲。换言之，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人从事不得不从事的职业劳动，正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仍然缺乏自由的表现。人类工具的进步（包括电脑的应用）正在使得我们越来越可能摆脱自然界的束缚，让越来越多的人们解脱出来，从事更加隽永的文学、艺术、哲学的探索。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慕利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发表对同事的期望说：“改行做诗人吧！”我们应当仔细品味这诗一般的警句。
　　跟毛泽东的人群划分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中，中产阶级的人数最多。上层的精英人物是少数，啼饥号寒的人几乎没有，贫穷没有文化的人也是少数。广大的中间阶层男女，职业活动以外，精神生活相当广泛，与德国的律师、医生、教师、官员交谈，话题可以广阔驰骋，外语、文学、宗教、美学、哲学、历史和国际政治。这种趋势还在不断扩大，德国的大学入学人数逐年增加，大学毕业和研究生人数也在递增。最近各大学罢课学潮汹涌，教育经费不足，课堂人满为患也是原因之一。德国的全科目高中都开设独立的拉丁语课程（相当于国内的文言文课程）。很多大学科目没有拉丁文基础不得入学，否则必须补修拉丁文。“人民普遍地具有高度精神文明”，才是现代化的根本意义。现在国务院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干部（林炎志）将汉字改革提高到现代化的高度上去（《语文与信息》九六年第四期）。应该说，现代化绝不是人人都会进入网络玩游戏的“现代化”，而是大多数人民将共享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精华的现代化。
　　中国的国民教育一时还难以达到德国今天的水平，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文字现代化，也绝不是临渴掘井，而是为子孙後代的精神文明奠定坚实的基础。希望不要到了将来的某一天，大多数人民都有能力、有条件共享高度文明的精神生活时，抱怨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把他们攀援古代文化宝库的绳梯砍断了。

    人类文化的绿色保护意识

　　鲁迅曾经抱怨西方人恨不得中国永远是他们观赏传统民俗的博物院。可是欧洲人也确实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据说希特勒的冲锋队有过焚书行为，但是像红卫兵那样大规模破坏文物的行为倒也没有，炮火和轰炸则另当别论。纳粹政府甚至也没有废止旧德文的哥特体字母，五十多年前德文的书籍、身份证件都是用这种字母印刷的。战後才改用拉丁字母。新旧字母一一对应，没有後遗症。
　　战後许多建筑都按原图纸恢复了旧观，城市中很少美国式的钢筋混凝土高层楼房。特别文物建筑都有规定，不得任意拆迁改建，为保护文物景观，道路不得贯通，必须绕行。旧城建筑保持传统风貌，然而内部设备都尽量现代化。
　　为什么不彻底清除战争废墟，改建高楼大厦？为什么还要维持小街小巷，小门小院，曲径通幽？明明是後工业化社会，却努力保持传统的中欧文化氛围？这就是德国人的精神。技术上十分务实，文化上相当保守。如果汉字是他们的祖传文化，他们会弃置不顾吗？
　　九七年第三期《语文与信息》发表了〈资讯时代谈国粹〉（王伊万），把古装、古建筑与汉字相提并论。现在中国人不穿古装，不住古屋，为什么死抱住汉字不放？问题提得直截了当。恰恰是汉字不能与古装和古屋相提并论。服饰和建筑不论是实用价值和美感价值都有时代性，也较容易获得替代物。可是汉字不同。除了书法本身的美感以外，汉字承载了古代思想文化的精华。几乎找不到替代手段。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莫若毁人之史。值得我们深思。
　　有人在尝试，限定汉语的用词，规定一批词语的拼法、分写格式或者辅助记号，然後推行拼音文字，把汉字全部让给古文，专业工作者去对付。这种有限的文字编一本通俗讲话大概可以应付，可是别说是什么历史专业刊物，就是一本通俗的人文杂志都没办法应付。通俗的描写也离不开汉语成语，如果失去汉字的纽带，拼音无法表达出汉字文言的意蕴，成语就会逐渐失去生命。例如守株待兔的株，破釜沉舟的釜。如果连这样的成语也难以保留，汉语的文学语言将失去很重要的表现力。
　　另一位署名 Phlip Zhang 的先生在《语文和信息》九七年第四期里谈到中文内容储存比英文慢，万一战争爆发，争分夺秒怎么办？这个问题有点冷战时代的味道。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看，战争的胜负总是一时的，而民族文化的延续是千百万年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战败的伤痛，还可忍受，犹有转败为胜的希望，自毁文化的心痛是无可悔及的。
　　德文的文法比英文复杂。冠词、名词、形容词、代词都有相应的阴阳中三性、单、复数和“主属与宾”四格变化，动词单、复数人称六种变位和多种虚拟语态，另有大量动词是可分离动词，分写或连写表达相同的意义。德文的自动检验文法就困难得多，机器翻译也会慢一点，储存和传输到非德语程序去之前，务必先转换成一般英文拼写，去除变音字母。德文已经是拼音文字，按照 Phlip Zhang 先生的想法，德文应该怎么办呢？
　　我看中国人不必妄自菲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文字，每种文字都有不便检索和不便标准化的问题。借助汉语拼音方案汉字已经跨入了电脑网路，多研究如何应用中文网络，两岸如何方便地利用中文信息，而不要在进一步简化汉字、废止汉字方面去挖民族文化的墙脚了。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三日吕淑湘先生在全国高校文改会成立会上说：“我们不是看不到汉字的优点。但是二十一世纪立国在许多强国中间，不得不讲究效率。文字的效率影响到各个方面的效率。而汉字的效率不及拼音文字的效率，是可以从各个方面证明的”。这种议论极具代表性。我们应该想一想，提高效率是为了什么？最终还不是为了发展民族的文化生活？如果拼音文字（废止汉字）伤及民族文化的根本，所谓的高效率又何所附丽？
　　对於我们的国家，除了环境的绿色保护意识以外，亟待建立文化的绿色保护意识。民族文化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森林沃野，不要让过份工业化的硬件板块借助电脑效率，窒息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森林和沃野。这里也是我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应该着力的地方。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只能享有一次，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再生。绿党在德国具有很强的制衡力量。翻译成绿党有汉语化的偏颇，其实并没有党字。只是一个词“绿”而已。它的意义在于，珍惜自然形成的一切，宁可弃绝那些号称高效率却可能危害人类生存和文化发展的後现代科技工业。绿党的口头禅是抉择 altnative，不是拒绝文明，也不是一味对後工业科技顶礼膜拜。中国语文的领域不应该引进这种绿色保护意识吗？

    “识繁写简”才是历史通则

　　上海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台湾的讲话中说某些简化字“来自历代草书和行书的简笔”很有学术价值。他来不及作具体的论证。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他的说法未必能说明他的“简化有理”论和“汉字不断简化”论，倒是可以证明另一个结论：“识繁写简”是历史通则。而且不仅是中国，至少使用拉丁字母和基里尔（俄文）字母的国家都是如此。国家官方文字长期稳定，读书报、看文件主要是读正楷（繁体），自己手写，总是书写体（简体），而且是连笔行草。毕恭毕敬写字的总是在校园里。老师教，学生写，一笔一画，练习基本功，临摹书法，参加考试，这是必不可少的过程，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说，繁体的笔划多一点，对学生认识和体验民族文化未必不是好事。过了高年级以後，学生的字也逐渐连草起来。进入社会以後，只有职业刻字的人、专业制作展览和标语的人，才毕恭毕敬地写正楷字。人们写报告，填报表，都不再按笔划书写，而是不同程度地简化起来。虽然“是”字没有简化，我们写一个日字，下面横它两三个弯，“明”字也没有简化，我们写一个日字，右边写它两三个弯。就是它俩的简化字。民间的速记系统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官方的文献、钦定的铭文，科举的规范都是严格的正楷，基本上都不简化。文人的书信、诗稿，出土的古代民间墓藏器皿或墓碑简化字，都说明一个问题：“识繁写简”历来如此。欧美国家的学校也教手写体，但决不废止正楷。中国大陆的错误是硬把这些民间非官方的简化字立为官方文字，废止正统的楷体字。简化字成为学校文字，青少年後代的基本文化训练跟古老的文化无端地失去了直接联系。
　　拉丁文是德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功底。中国古文相当于东方的拉丁文。中国的一些知识家庭我行我素，正在培养自己的孩子学习古文，学习繁体字。
　　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学里语文课都有一定份量的文言文。可是这些课文都用简化字排印，左起横排，不伦不类。既然要学古文，就要提供正确的（近两千年长期稳定的）古文。用繁体字，右起竖排。毕竟历年和历年，里巷和里巷，後宫和後宫意思不一样，将门之後多指男性，後妃则专指女性。
　　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能不能在社会上提倡一种识繁写简的风气，成为下个世纪中国知识界的风雅时尚呢？
汉字能够恢复繁体系统吗？
　　简化错了。能否恢复繁体旧制呢？很遗憾，几乎不可能。当今出身中国大陆的青少年，非经特别训练，一般很难阅读繁体字书刊。能正确分辨简繁，并正确书写繁体的青年更是凤毛麟角。全国两千多个县（市），每个县要寻找一、两位五十岁以下、能规范地书写繁体的知识分子充任培训教师已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情。阅读繁体字还比较容易，正确书写繁体字，成年人很难重新学会。全国文盲这么多（一九九二年百分之十五，即一亿八千万），如果要恢复旧制，全国大部分中小学校教师岂不又成了半文盲？国家靠谁去普及文化教育？能用简体字扫除文盲就是国家民族的幸事了。象英国这样的蕞尔小邦，改“英制”度量衡为公制，所用的投资已近乎天文数字。中国地大人多，又是更改全部文字系统（而非只改度量衡局部），试想，所有图书馆、印刷出版系统、国家档案、人民身份证件、教科书、辞典、货币……都要改旧换新，耗费更非今日之国力所堪承担。而时间越久，恢复旧制就越显得渺茫。对此，汉字文化派提出“识繁写简”的意见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补救。
　　另外，希望香港的中文教育还能保持繁体字体系。所幸《香港基本法》并没有规定必须按中国大陆制度改变教学体系，甚至连教学语言也未作具体规定，（其实应该规定包括普通话）。台湾则更没有必要跟随中国大陆在简化汉字的道路上亦步亦趋，（台湾民进党人的草莽行为值得警惕）。《汉语拼音方案》比较成熟，而且已经跨出国门，获得国际承认，是否与中国大陆统一，可以讨论。港台的汉字则不宜再极左地强行改为简体。不如一国两“字”，好歹为延续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遗泽留下这两片硕果仅存的汉字净土。
　　在统一方面，或许可以讨论一个折衷方案：港台的官方文献和一切印刷读物继续维持繁体，同时在中学教育阶段适当引入简体字，作为书写体。这可以说是一种对欧美国家的书写规范的借鉴。德国小学（四年级毕业）教学正字法，用正体（印刷体），到了中学阶段（五年级起），教学唯一一种手写体，这种手写体，也是法定的标准写法，日後成人的书写变体都将以此为基础。
　　如果能够达成这一妥协，则可以把港台民间传承的俗字规范化起来，在书写上跟中国大陆文字统一，统一在识繁写简的基础之上。中文的书写简体，不宜过早地引入教学，可以考虑在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阶段，大概教学一两个月就可以了，学生自己会逐步自如使用。而且两岸通过协商还可以进一步为简化方案中没有简化、或简化得不甚合理的部分，商定更加合理的简化书写形式。如果将来某一天，统一後中国的知识界想要恢复规范化的正体字，国力也可能承担相应支出的话，从台湾省征召青年知识分子志愿者（大约五千人），深入大陆各地城乡，帮助培训师资，重新普及“识繁”，规范“写简”。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现在很难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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