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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年末，浙江大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曾梳理过2001-2002年两年的时间跨度内，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的基本状况，这一研究报告后发表于《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一期。其实这几年类似的梳理文章很多，代表性的报告有复旦大学传播中心和陈力丹教授撰写的综述性文章，但我们的研究报告仍然得到了同行的广泛关注，这表明我们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呈现给读者的这一份综述报告跨越的时间仍然是两年(由于前两年的报道未能概录最后一期，因此此次我们就从2002年最后一期开始，但2004年最后一期刊物也未能纳入)。与2002年的那份报告相比，此次的文本量有所增加，因为我们在原选定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新闻界》和《当代传播》等七份刊物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国传媒报告》、《中国记者》、《新闻战线》和《新闻与传播》(人大复印资料)等四份刊物。本文粗略统计了以上十一种刊物2003-2004年论文发表的数量，统计显示，七种刊物两年共发表新闻学方面的研究论文286篇，其中新闻理论方向151篇，新闻传播法方向158篇，新闻史方向86篇，新闻实务方面 1573篇。从这两年发表文章的数量看，媒介经营管理方面的文章较前两年有较大的增加。新闻史研究方向的文章仍然不多。一、新闻理论研究03-04年新闻刊物发表新闻理论方向文章篇数统计刊名2002年最后一期2003年2004年合计新闻与传播研究1438新闻大学2349中国传媒报告0213现代传播 08513国际新闻界15410中国记者0121123新闻界15814新闻战线06713新闻记者1111022当代传播213520新闻与传播 07916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现实性的具体问题越来越多地遮蔽了研究者的视野，新闻理论一度被忽视，研究相当零散。但近年呈现“回归”的趋势，因为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只能建立在理论研究深化的基础上。这两年传统的新闻基本理论研究的话题仍然围绕新闻定义、新闻真实性、客观性、新闻价值、新闻事业的性质等方面展开。关于新闻定义，王渝新通过对以往新闻定义的理论评判及对新闻的起源、产生的动因、本质、存在形式及特有属性的简要分析，重新界定了新闻定义：新闻是广泛传播的反映新近事实变动的信(讯)息。黄旦则通过对中国新闻思想史上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和分析，认为徐宝璜的定义重点是“事实”，以建立客观中立的报刊模式；陆定一定义的中心是“报道”，由此演变成“用事实说话”的基本理念和规范；范长江则是把“群众”置于首位，力求以此来探索新形式下党报工作的新路子。关于新闻真实性问题，董天策认为真实性只是新闻传播或新闻工作的首要准则，而不是新闻的首要特征，也不是新闻价值的首要因素或不变因素。在证明这一观点的过程中同时表达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只有将有关的理论概念科学地纳入理论体系之中，找准理论概念的范畴归属，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才能走上真正科学的轨道。有关在新闻实践中的新闻真实性问题，吴元栋结合媒体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谈了战争中的新闻真实；也有学者从《足球》报因为一则被斥责为“假新闻”的报道而被中国足协剥夺报道权的事件强调了新闻真实性问题。关于新闻价值的问题，刘建明在一篇论文中讨论了传统新闻价值说的自我颠覆过程，并以作者自己的观点探讨了如何认识和创立现代新闻价值理论。对此，叶育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刘建明教授在论述时犯了将“新闻价值”与“新闻的价值”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的错误。对他的质疑，刘建明回应说叶育登的文章并没有对“新闻价值”和“新闻的价值”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而只是将传统新闻价值说的一些陈旧的结论重复了一遍，并再次重申自己在前文中的观点。对两位学者的有关新闻价值与新闻的价值关系问题的争论，桑木认为，学者们往往运用 “概念的区别性思维”来对“新闻价值”来进行研究。作者进而对我国新闻传播界在“新闻价值”上的“概念的区别性思维”错综复杂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我们从这场有关“新闻价值”的讨论中看到的这种学术探讨与争鸣的现象是可喜的。在这两年的新闻理论研究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探索性地研究新闻理论的体系建构和理论创新。不少学者认识到，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它的理论体系缺乏系统性，还不够成熟。而且我国目前的新闻理论研究大多仍然停留在经验描述和归纳的阶段，真正揭示规律性的内容相对较少。我国当下新闻学研究创新难，特别是新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几乎无法深入，是当前我国新闻学界共同面临的问题。这种创新难的局面使许多学者不再倾心于新闻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转而热心于研究具体的实际问题、边缘问题。因此，近年来一些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层出不穷，给人一种新闻学研究空前繁荣的假象。但是，繁荣的背后却是基础研究的薄弱。这种基础的薄弱并不能由其他实际问题、边缘问题研究的繁荣来弥补，相反，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很可能造成新闻学的畸形发展。陈作平指出，从学科建设角度看，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发展，研究者就不仅要关注实践和应用理论层面的变化，更要将精力投向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水平常常对一门学科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在充分肯定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前提下，作者从学术水平和理论层次指出了它所面临的理论内部缺乏逻辑关联、观点冲突、统摄面不足、价值判断过多、研究水平低层次徘徊等深层次问题，并从研究方法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上对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进行了深入探讨。陈力丹指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创新，主要应表现在总体观念的更新和研究的深化上，我们现在是把新闻理论的地犁了多遍，但缺少的是在地里的一个点上挖下去，掘一口井，涌出水来，然后再向四面扩散。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学科进步的一个标志。郝雨认为，如果不能形成不同体系和理论框架的中国化新闻学流派，新闻学的真正成熟是值得怀疑的。因而，更加科学和理性地开拓思维，勇敢地变革观念，积极地探索新的科学化的方法，显然是使我们的新闻学在新的实际取得根本性突破的重要途径。在新闻理论研究当中，更多学者关注到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对我国当前新闻职业理念建构的参照意义，有关新闻教育、新闻工作者素质培养的论文也不在少数。侯迎忠等将新闻专业主义的涵义概括为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以服务公众为中心目标，独立于政府、公众、财团之外，担负独特的社会责任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行业标准。作者还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特性及其起源和发展进行了描述，分析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和作用，并指出：面对国际国内竞争环境，国内新闻媒体应当在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加速发展的同时，高扬新闻专业主义的旗帜。有关新闻教育的探讨更多地与传媒实践必须直面的媒介全球化、网络时代的到来、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创新等话题联系在一起。张梦新、叶琼丰撰文对网络时代中国新闻传播的现状进行观察，并对其改革方向与实践作多角度思考。作者认为，网络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必须拓展和改革其学科设置并更新学科内容；要改革新闻传播教育的观念；要更新新闻传播教育的手段；要树立“创新性、交叉性和国际性”的新理念，加大和深化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力度，努力建设学科队伍，重视人才引进和培养，大胆尝试和创新，以培养符合网络时代需要的新型新闻传播人才。黄侃指出，加入WTO后，中国传媒业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高新技术将广泛应用于传媒领域。信息传播者面临学科知识和技术更新的挑战。没有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势必会制约高新技术的运用和开发，影响信息传播质量和传播功效的充分发挥。要与WTO框架下的传媒竞争相适应，要在全球化传媒业竞争中占据先机，要更好地发挥新闻传播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需要大量高素质具有创新精神的新闻传播人才。 二、新闻传播法 2003- 2004年新闻刊物发表新闻传播法文章数量统计20032004合计新闻与传播研究437新闻与传播11819中国传媒报告7512新闻大学437新闻界 5813新闻战线6410当代传播71118中国记者9615新闻记者132235现代传播246国际新闻界7916合计7583158 新闻传播法研究仍然是目前学界的研究热点。新闻法的研究队伍较之以前有所壮大，研究主题基本保持稳定。主要研究内容涉及到了新闻传播法的各个层面，如新闻传播法的立法基础讨论、表达自由、隐私权、舆论监督、传媒与司法、新闻侵权、新著作权法、传播伦理道德等等。关于表达自由问题，仍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吴飞对西方传播法立法的基石——“思想市场”理论做了系统地评析。“思想市场理论”包括了自由和表达自由是人的天赋人权，人民有知情的权利和知情的自由；人是理性的，能够判别真伪和是非，应当让人民在“思想市场”上发表和接触各种意见之间做出判断和选择；在自由竞争思想市场中，何种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那么这种意见就是国家政策的基础，这正是民主政治“多数统治”理论等等。吴飞总结得出：在思想传播领域，确实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这是个两难的抉择；相信市场的选择并不是彻底放弃政府的适当调控；消减“市场失灵”还有一个更有效的方式就是信息传播者的自律。邵培仁教授从舆论、物质、知识、干扰、流通和语言等六个方面揭示表达自由所受到的隐性干扰。他认为，这些隐性的障碍要比显性的障碍更为可怕，因为一种控制过于明显即会遭到受控者的反抗，而这些隐性的因素很少被人们清楚、强烈地感觉到，从而有了长期发挥它们的作用的可能。伊拉克战争中的英美媒体行为也是对西方新闻自由实质的一次揭露。雷淑容认为西方媒体标榜的“新闻自由”的特点往往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选择一个接近民众的中立、客观的角度、挑剔、批判政府，把自己扮演成政府的监督者。但是近几年来，从“9？11”事件，到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作者发现“许多美国媒体都用国旗把自己包裹起来，因爱国热情而牺牲客观公正。” 纵观欧洲历史，为争取出版自由进行最为持久、最早、最猛烈斗争的是英国。在“情报门”事件中，BBC秉承新闻自由精神，并运用新闻自由武器批评政府，但最后以失败告终。陈绚认为从“情报门”事件中可窥一斑，西方媒体的批评自由是受到政府权力制衡的，而这种制衡的手法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控制。政府一旦被揭丑，就会想方设法试图惩罚媒介，把批评它的报道看成是不公平的、不适宜的。新闻自由的实然权利是指权利主体能够实际享有的应然权利和法定权利。但在“情报门”事件中，凯利博士的自杀、赫顿报告的出台、BBC记者吉利根和总裁戴克的辞职以及BBC对英国政府的道歉都可见新闻自由的实然权利在现实中的泯灭。关于隐私权的问题，张晓辉注意到了“木子美现象”。他提出在社会转型期加强互联网及网站管理的迫切性，并呼吁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媒体的道德认知水平急需进一步提高。赵维运用了大量事实，列举英、美、法、日等各国政府在被揭露隐私后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发现各个国家政治制度、新闻制度、文化传统不同，各国公众对于名人“隐私”的关切度、关切内容、关切方式也是有差别的。“时报—沙利文原则”自被确立以来一直影响深远，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邵志择副教授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几个原则，对“时报—沙利文原则”与公众人物做了界定。作者认为：首先，隐私权并不禁止公开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实；其次，隐私权并不禁止传播在本质上是私人的事务，如果它是在诽谤法授以特权的情况下公开的话。关于新闻采访权问题，陈力丹就当前引起关注的记者采访权问题发表以下看法：记者采访的权利是一种公民间自由交谈的权利，记者没有、也不应有其它的特权；记者的采访权不是行政、司法和其他组织赋予的，因而权利组织无权剥夺记者的采访权；记者采访不是“执行公务”，而是人民赋予的服务于他们获知需要的一种延伸的公民权利，记者应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吴飞教授则就足协与足球报之间的论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即使媒体报道不完全真实,但足协仍然没有权力封杀足球报的采访行为,因为媒体的采访权应当受到尊重。张振亮将“一般采访权”与“新闻采访权”进行了区分，主要体现在二者的权利主体、权利属性、权利内容、法律渊源以及相应法律救济方式等方面。新闻采访权是新闻媒体及新闻记者享有的不同与私权利与公权利的范围，除了特定情形下的法律限制外，它作为独立于私权利与公权利的特殊社会权利可以对抗私权利的滥用与公权利的过度扩张。新闻采访权的法律限制包括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制；基于公民、法人及非法人团体合作利益的限制；基于保守秘密义务的限制；基于采访方式的限制等。关于新闻侵权问题，自 1985年以来，我国已经发生过上千起新闻官司，在这些新闻官司中，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名誉权的纠纷而展开的。但是最近一两年中，新闻官司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另外一类以前不曾有过的诉讼类型——原告并不是新闻报道的对象，而是新闻报道的读者，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失实新闻的受害者，这些原告看了新闻报道以后就按照新闻的指引去做了一些事情，但因为新闻失实而没有做成这件事情并且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和精神方面的损失，他们与媒体打官司的目的在于要求补偿这些损失。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在面临诉讼时，应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民事检查厅杨立新在谈及记者应如何应对法律诉讼时，曾经提出可以使用几个重要的抗辩事由。这几个抗辩事由分别是：“公众知情权”、“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公众人物之有限隐私权”以及“新闻性” 等。应该说，除此以外，还有几条抗辩事由，如“真实”、“公正评论”、“合理引用或重复传播”、“特许权”和“已经致歉”等。记者如能善用以上抗辩事由，获得完全免责或部分免责，在新闻纠纷中就可居于有利的地位。肖华东则从权利和权力的视角出发，对新闻自由与新闻侵权进行了法理学方面的思考。法理学是整个法学研究的基础，要建构比较完善的新闻法体系，对具体课题的法理学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李衍玲借由美国历史上的“曾格案”引出了对新闻侵权名誉诉讼中的 “真实性证明”的讨论。对于“真实性证明”的认识各国有同有异。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一般情况下进行“真实性证明”应是有效解决新闻侵权诉讼的主要途径，但“真实性证明”是否构成“完全抗辩”必须有一定条件的限制。同时，“真实性证明”也才存在“证明失效”和“无需证明”的情形。关于舆论监督问题，舆论监督向来是研究的重点，所以相关文章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新闻与传播》在2003年第9期发表了一组关于舆论监督与传媒本质研究新视角的文章。其中喻国明指出，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在散布消息时，政府仍然是最具有掌控能力的权威角色。如果政府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发布信息，说明情况，这对于制止流言、以正视听、降低恐慌心理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的基本含义，就是要使新闻媒介肩负起“社会守望者”的社会职责。遇到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或具有普遍兴趣的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即使是所谓“负面”事件，也应该在第一时间让人民群众“及时”地知情，“客观”地知情。陈力丹也谈到我国舆论监督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监督者和被监督者都需要职业化、更加关注媒介监督的杀伤范围和力度等等。在时下中国，随着民主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媒监督和司法独立两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胡正强认为，传媒与司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惯性，使两者的紧张与冲突依然存在。传媒监督功能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监督范围较窄，而且其在司法界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司法界对传媒排斥的倾向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传媒监督仍然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既存在传媒监督权利受到侵犯和损害的情况，也存在传媒监督权利受到滥用以致侵犯和损害司法独立，“媒体审判”仍难避免。要改变现状，对社会而言，应明确传媒对司法监督的独立性；对司法机构而言，首要而急迫的是进行观念上的某些转变，更多地从积极、正面的意义上来评价传媒对于司法的功效。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要通过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款来最大限度地落实有关审判公开制度，接纳与配合新闻监督。关于著作权问题，最高法院台司法解释，保护时事新闻的知识产权，时事新闻的使用第一次纳入了司法规范的范畴。喻国明表示“注明出处”是对智力劳动的尊重。律师也指出，根据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注明出处”不是“提倡性”的规定，而是具有“强制性”的规范，不能随意违反。对于新闻网站的著作权保护，吴瑛和胡滨斌也提出了自己的策略。除了防止侵犯他人著作权外，更要重视保护自身著作权。其中包括，汇编作品声明版权，同时作好被侵权后的证据保存；加强各种技术措施为非时事性作品著作权加道锁。关于传播伦理道德方面的文章，前两年相比，数量有所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2003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一个关于“贵州艾滋女小琴结婚”的报道，被国内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严重干扰了小琴和男友小明的生活。而小琴和小明实际上却是屡戒屡吸的瘾君子，使得一场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爱情喜剧变成了荒唐的闹剧。难道横竖都是记者的错吗？朱学文从道德分析视角探讨了这一议题。文章指出，媒体是建构社会公共舆论的公器，是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们获取、沟通和交流信息的公共平台，所以也就决定了在任何一家大众媒体里供职的记者、编辑都是社会公职人员，于是他们行动的正当性权利和目标都是外在性的、异己的，追求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作者建议建立一个与时俱进的新闻职业道德评价体系，并融道德教化与制度安排与一体，构建新闻职业的诚信制度。犯罪报道一直是新闻学术界争论的话题。王浩通过美国电视媒体对华盛顿狙击枪吉案报道的分析，揭示了在电视媒体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犯罪报道涉及到更为复杂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受众、警方、作案人和媒体四方在新的形势下，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对立的关系。媒体如果为了眼前利益而违背了职业道德，失去的将不仅是一点收视率，而是公众的认同和信任，这才是最可怕的。三、新闻传播史方向在我们选定的10种刊物上，2003-2004年共发表新闻史方面的研究论文86篇，从年度发表文章的数量看，2002年2篇，2003年38篇， 2004年46篇。见下表：刊物名称2002年最后一期2003年2004年合计新闻与传播研究0篇6篇11篇17篇新闻与传播0篇0篇0篇0篇现代传播 0篇1篇4篇5篇当代传播0篇4篇2篇6篇新闻大学2篇4篇6篇12篇新闻记者0篇8篇1篇9篇中国记者0篇8篇9篇17篇新闻战线0篇4篇5篇9篇新闻界0篇0篇2篇2篇中国传媒报告0篇1篇2篇3篇国际新闻界0篇2篇4篇6篇总计2篇38篇46篇86篇这两年新闻史的研究方向依然集中在对报刊、报人和学者的分析上。其中对报刊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报刊的起源、民国时期的报业情况以及对党报的分析上；而对报人的分析则集中在办报人的活动、理念以及其对中国报业的贡献上；在对学者进行分析的时候，则侧重于对其思想、学术成果的界定。同时，这两年的研究出现了对以前研究的结果进行总结性论述的文章。关于报刊史研究方面，这两年的分析集中在报刊的创办历程、报纸的办刊宗旨、理念、方式以及其经营运作的情况上，着重分析各个报刊的特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许多史家相信孙樵的《读开元杂报》是关于中国报纸的最早记载，但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思考：《读开元杂报》不是信史，而是文学体类。因而，《开元杂报》是否存在，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有学者研究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改报刊的编纂者、办报方针、内容等一系列的变化后指出需要结合时代的背景等各种因素准确的界定报纸的性质。因为他发现“《东西洋考》的办刊方针确实发生了变化。......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东西洋考》的内容是有一个由宗教性向政治性、世俗性转变的过程，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在今年对国外华文报刊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另外一份新的华文报刊——《飞龙报篇》，研究者在大英图书馆发现了该份华文报刊，认为其在1866年就已经出现在伦敦并行销中国、朝鲜和日本等东亚地区，应该算是欧洲最早的华文报刊。文章分析了该份报刊的创刊原因、办刊宗旨、文章内容、编辑方式、版面安排、报刊的发行量、创办人等基本内容，指出了该份报纸的办报特色以及不足之处，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详细考证了该份报纸。而黄旦教授则对“全党办报”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文章首先明确的界定了“全党办报”的含义，其次分析了“全党办报”的历史发展历程，接着文章指出了党对报刊调整、整顿的努力，文章在最后进行了总结，指出了“全党办报”的另一个含义：全党“办”报，认识到党报办报体制的方针和路线。由于近几年，国内媒介经营管理已成热点，这一研究动向在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方面也有所体现。有的学者详细分析了中国民营报业托拉斯道路破灭的现象及原因。在文章中，作者列举了几个有影响的民营报业的报团雏形：“世界报系”(“成氏体系”)、“新记大公报”、《申报》和《新闻报》、“三报一社”以及“新民报系”，阐释了这些报系产生发展直至毁灭的过程，并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该条道路之所以破灭的三条原因，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整个社会状况没有多大改变的情形下，不可能有独立发展和繁荣的天地”。针对晚清报业中的民间资本的问题，有些学者也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在该篇文章中，作者分了四个部分分析了民间资本的问题。其中包括民间资本对晚清报业逐步渗透的过程、民间投资的主体、晚清时民间资本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民间资本与报纸近代化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民间资本通过公开性对抗权威性，从单一走向多元，从依附走向独立......民间资本逐渐推动着报业的近代化历程。”还有学者则分析了《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对该份报纸的巨大影响。作者认为，由于《大公报》有着自己的办报宗旨和办报理念，采用了“四不”的方针，真正的做到了公众的舆论工具，才是该份报纸的内容吸引受众。另外，《大公报》将民营资本介入了报业的运作，也是只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在对党报的分析上，针对战争年代党报的发行经营，有的学者对党报当时的体制、手段等进行了分析。认为战争年代之所以党报的发行量得以扩大，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党报的经营管理体制已经确定：第二，则是由于其灵活多变的发行手段和发行队伍。这两年对报人的研究依然强调其独特的思想以及对中国报业发展的贡献上，在研究方法上也更侧重于实证的内容分析法。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对办报人办报活动的分析上。在《游历于中西之间的晚清报人蔡尔康》一文中，研究者对蔡尔康历年的办报活动进行了归纳。指出蔡尔康曾经涉足的报纸：《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万国公报》，并着重分析了他在新闻实践上的创新：传办了第一份白话报、第一份画报，首次采用了报名横书的方式，在《字林沪报》上编辑文艺副刊，并发表了连载小说等等。在分析邓小平的新闻实践工作时，详细指出了邓小平历年创办的报刊，从最早的《少年》、《赤光》到后来的《红星报》，尤其在为《红星报》工作的过程中，邓小平充分显示了其工作能力，所写的文章带有很强的战斗性，使该份报纸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新闻舆论工具的重要作用。第二，是对报人办报理念的分析。诸如李佳佳对沈从文创办文艺副刊的分析，指出了沈从文希望借一份与其志趣相同的报纸来培养年轻的作者，追求严肃、兼容、自由、民主的办报风格。而对《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创办者郭实腊的分析，则侧重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创办报刊的目的和编辑方针。认为在郭实腊的影响下，该份报纸比较注重中国传统的汉学，以此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而更好的传播西学。文章同时指出，正是这份报纸对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创办形式起到了示范作用，并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帮助国人更好的认识世界。第三，报人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的总结。例如对瞿秋白与《红色中华》报的关系分析中，研究者更侧重于讲瞿秋白对《红色中华》的贡献，强调了他在该报中的地位和影响。在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方面，虽然成果不多，但也有一些成果值得关注。如王颖吉对徐宝璜发表于《北京.大学月刊》上的三篇新闻学佚文进行了分析。认为徐宝璜在这三篇文章里阐述了自己对公共舆论学的观点，丰富了五四士气中国新闻学和舆论学的成果。同时，这三篇文章的发表，也是最先在大型学术刊物上发表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新闻学和舆论学研究论著的开端，奠定了徐宝璜“新闻界之先觉”的地位。陈力丹教授对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做了独到的分析。他从新启蒙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出发，介绍了“以新闻为本位”的思想在边区水土不服的情况，深入分析了陆定一对法西斯新闻理论和西方新闻学常识所做批判的是非得失，着重分析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对构建党报理念所起的作用，并阐明了该篇文章对当今的历史性影响。还有学者撰文李慎之先生对中国思想界和新闻界有多方面的贡献：通过对五四精神的重新发掘和阐释，重新举起了自由主义大旗。同时，文章又分析了自由主义的普遍哲学基础和产生历程。还有学者分析了黄天鹏对中国新闻学术的三个方面贡献：首先，是著书立说，通过编辑文献的方式向大众普及新闻学常识；其次，创办纯粹的新闻学研究机构——北京新闻学会，并出版了《新闻学刊》，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学术化”；最后，文章指出黄天鹏热衷于新闻教育事业，在上海复旦大学创办了新闻学研究室，以帮助培养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丁淦林先生和张允若先生对新闻史教学方面的关注。他们分析了目前高校里外国新闻史教学存在的弊端，对教学方法、教材使用等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四、新闻实务研究2003——2004年，新闻业务研究依然是新闻学研究中最富活力与激情的力量，同时这两年也是这一领域研究成果丰厚的两年。在世界风云变幻，国家十六大及两会召开，非典疫情，伊拉克战事等等国内外重大事件面前，新闻媒体的报道，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业务水平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考验。03-04年新闻刊物发表新闻业务方向文章篇数统计刊名2002年最后一期2003年2004年合计新闻大学2101527新闻与传播研究19818现代传播3162342当代传播87649133新闻记者911175195中国记者10201253464新闻界57229106新闻战线19248283550新闻与传播091322中国传媒报告 0011国际新闻界096151573新闻业务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重大突发事件报道。2003年，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迭起。特别是伊拉克战争、非典疫情，这些重大突发事件与新闻传播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了“重大突发事件与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就媒体的职责与功能、我国新闻报道机制、我国媒体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得失、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对传播学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和深刻反思。一致认为，重大突发事件给我国新闻传播业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反思自我、引发改革的机会。 关注公共卫生报道。2003年一、二月份发生在我国广东省部分地区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及其风波，是较为典型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突发性事件中新闻报道机制，新闻媒体角色的调适。童兵指出，在这次从天而降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中，新闻工作者是以正面形象进入历史的。非典后期的透明、及时和客观的报道，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光荣的一页。但新闻工作者职业素质与修养的不足，同样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专业知识贫乏是较突出的问题，记者缺乏公共卫生方面的基本常识，对于复杂的公共卫生事件无法形成科学的观点，发表意见就容易犯错误。同时他认为，新闻传播中的非理性动作在非典事件报道中也时有表现。后来报刊电视上宣扬的让医务人员的子女高考优先、评职称优先等政策倾斜的做法，既不利于市场公正，也不利于强化法制意识。张君昌、郑妍认为，媒体在非典报道中表现出的创新精神，促使新闻改革浮出水面。媒体抓住千载难逢的际遇，将大局意识、人文关怀、科学精神和自省意识贯穿于新闻报道中，实现了从个体报道向整体传播转变，由线形模式向立体辐射扩张，由规定动作向自我创新转变，由单兵作战向集团作战开拓，充分显示了公共信息和资源整合的强劲实力。媒体在创新中，表现出极强的独立精神，努力开拓信源，为公众提供多点、多方位的信息，避免信源的单一化，既充分报道政府信息，又能把触角伸向社会各个角落，还及时转发海外媒体报道，使事件处于全息透明状态，公众的知晓权得到充分满足。同时，他提出疑问，这种庄重包容生动，整体兼顾个体，公开不失导向的运作方式能否持久？相对于政府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媒体能否建立一套应对突发事件的报道体制？夏倩芳、叶晓华则从媒体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反思：首先，在媒体战役中，各家媒体尤其是晚报都市报得到了超长发挥。表现在数量上，连篇累牍，声势浩大，甚至失控，结果造成公众恐慌。许多新闻其实是同义反复，缺乏深层次的，具有独立眼光的，体现思维品格的，体现多样性的报道。媒体表现出盲从、狂躁、一窝蜂，来不及思考。其次，新闻的科学精神、客观性准则、真实性原则没有被严格谨守。主要表现在，对医护人员的神化，概念化，单一化，模式化，庸俗化，煽情，耸动。医护人员的形象远离个体的人而成为抽象的政治符号，甚至出现许多违背人性、人情的新闻。大量此类报道，既违背理性精神，也体现出媒体急功近利，欠缺人文关怀。再者，操作过程中媒体介入过多，存在着明显的采访报道手段的失真，造成“伪事件”。康达则对国外媒体公共卫生事件报道方法进行研究，给我们今后的公共卫生传播提供借鉴。他提出，国外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功能是危机预警、信息沟通、舆论引导、危机记录。在发布公共卫生信息时既慎重又注意信息的全面性。同时，通过韩国采访医药卫生记者需有医科的教育背景的事例，提出了我国媒体的专业报道素质急待提高这一重大问题。另有学者跳出新闻报道技术层面本身，而从关注公共健康这一长远角度入手，认为，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促进公共健康建设，媒体至关重要。媒体要不懈致力于提高国人对公共卫生的认识、对公共健康资讯的关注，来倡导健康理念和健康行为。关注战争报道。伊拉克战争中，新闻的地位、作用，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新闻观点的客观性等等诸多方面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关注。学者们通过对伊战报道的探讨，引起了新闻改革的进一步思考。聂元建认为，华语传媒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发出了传播强音。呈现出几大特点：积极介入，精心准备，全程介入直播；平面媒体专刊特刊铺天盖地；形式多样，阵容强大，形成了系列化规模化报道；专家阵容强大，评论专业化；战争引发网络新闻大战；广播媒体重视传受互动，做听众“知心朋友”；手机短信大行其道。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的实际力量还很小，中国媒体要走向世界、挑战西方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必须依靠真正有影响的新闻报道。周跃敏、江克宇认为，伊拉克战争报道拓展了党报发展的新空间。党报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就要求在掌握党报特有的新闻规律的同时，发掘其新闻报道中的竞争技巧。既尊重新闻规律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把对战争的倾向和态度，贯穿融会到大量日常的报道中去，用新闻事实说话，让读者自己去分析、判断、评说，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在选用稿件和图片时，对事实进行甄别、判断和组合，注意战争双方报道质与量上的平衡，把战争真相完完本本告诉读者。龙奔认为，与伊拉克战争同步进行的“新闻大战”实质上是一场“硬碰硬”的同质化竞争。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实现整合传播。采编、发行、广告各个资源通过整合传播实现最家配置。同时，许多学者还从战争报道滚动直播、“嵌入”式随军报道、战争报道中女性报道者的角色嬗变、战争报道中的人文反思等等方面，多侧面、多角度对战争报道进行了审视、思考。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三农”报道。2003年1月7日到8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必须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可见，“三农”问题已成为推进小康社会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这个问题突显过程中，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三农”报道成为新闻界的热点研究问题。学者何平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审视与思考。认为，要准确把握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所处的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以新的思路、视角和方式加强和改进“三农”报道。根据中央的要求，他提出新时期“三农”报道的三个着力点：着眼于调整、改革和统筹；提出报道应注意突出的五方面问题：突出报道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的新进展，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进展，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迈出的新步伐，农村社会事业的新发展，农村“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的成效；此外，提出报道要重点关注的三个突出问题：关注农民增收问题，干群关系问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问题。关雅文从另一个角度入手，倡导农业报道记者的“角色转变”：记者应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者”，不只将事件的前因后果客观地报道出来，揭示出其中原委，更应该一层层把事件引向深层，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主动承担引导农民改变观念的职责。从而从事件的报道者、旁观者转变成主动参与者和引导者。另有学者对“三农”报道中典型报道的“新闻伤害”予以关注，解析现象并提出对策。认为在揭示典型的可行性、可塑性的同时也必须揭示典型的抗逆性、不可行性；让农民效法学习典型，也要把市场流通、品种选择、技术指导以及各种抗逆性因素揭示给农民，让其有充分思想准备，防患于未然。同时，他提出媒体的编采规程存在着与农业现代化进程“脱臼”和 “离层”问题，媒体在重视自身运转机制的同时，更应真正服从服务于高效农业生产的高效“辅机”，从而达到农业完善自身的“共振”目标。纵观这一时期关于 “三农”报道的研究探讨可以发现，新闻界已深刻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并把做好“三农” 报道放到了极为突出的位置，大到宏观认识小到微观操作层面，都进行了深刻的思索探讨。借“两会”东风再掀会议报道改革热潮。2003年“两会”在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新闻媒体对“两会”报道关注度和力度更高。而由于此次“两会”报道是在中央有关改进会议报道精神的大背景下的首次战役性会议报道，因而新闻媒体以不同以往的新闻策划手段和方法来报道此次“两会”，掀起了会议报道的新一轮思考与革命，“两会”报道的新模式和新方法，将对新闻观念和报道运作产生的深远影响。卓培荣认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今年“两会”报道的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点”。与中央领导活动报道的改进相互呼应，今年“两会”报道中，来自基层各行各业的代表委员的声音比例明显大于往年，深度报道、配合报道、热点问题、老百姓关心的问题的报道比往年明显活跃。“两会”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正在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逐步拉近。吴长伟、霍小光则倡导着眼于报道形式的创新，用“情景网络滚动报道”在正式的大会程序性报道之外，对某一领域、某一问题、某一场景做全方位的文字网上滚动报道。同时进一步加强媒体与读者的联系，公布热线电话或信箱，接受普通读者的“点题”；并以公鉴形式，向海外媒体公布联系办法，直接听取海外媒体对新华社“两会”报道的意见和需求。邬旦生认为，应该让委员和新闻成为“两会”报道的主角。把委员们参政议政忧国忧民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报道出来，组成一幅全国政协参政议政的画卷；在各专刊上介绍各个界别的新委员，反映他们的风采；把委员参政议政的成果充分反映出来，设计一系列栏目，组成多层次、多角度反映委员围绕党和国家大局参政议政的成果和风采，让报纸真正成为委员们议政的园地，展示形象的窗口。刘思扬全面深刻总结了新华社“两会”程序报道的启示。大会议程报道，要注重百姓视角，变单一为立体；领导活动报道，要减少稿件总量，加大思想容量；记者招待会报道，要创新写作模式，突出新闻价值；报告解读，要选择新闻热点，深化报道主题；网络实时报道，要第一时间发稿，有效引导舆论。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积极参与到研讨“两会”报道经验、进一步改革会议报道的热潮中来。实践“三贴近”原则，推进党报新闻改革。2003年1月初，党中央提出了传媒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此作为改进新闻宣传工作的突破口。如何实践“三贴近”、推进党报改革，成为新闻界研讨论的热点话题。李萍认为，党报实践“三贴近”，首先要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以增强可读性；其次，要把党报的权威性、指导性与可读性有机结合；再次要转变报道作风，深入基层，给读者提供新鲜鲜活的新闻信息。黄扬略提出：办一张联系群众的权威的、充满思想的、开放的、“有用”的、为群众服务的、高格调的党报。陈玉申认为，党报进行舆论监督，要关注民生，反映民意，也要重视发挥社会新闻的作用。要通过社会新闻反映舆情民意，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党报的社会新闻报道要关心民生民瘼，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对那些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进行揭露和批评。党报工作者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体察群众的情绪，把握群众的愿望，把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及时反映出来。在报纸上刊登读者来信、来电，是反映民意、开展社会批评的好方式。用健康的趣味引导读者。关注典型报道。许振超、任长霞先进事迹的报道，引发了典型报道的新思考。在“三贴近”中追求和实现创新李长春同志多次强调，新闻宣传要增强针对性、时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这是新闻宣传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必然要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根本途径。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用第一手材料说话，用生动的情节和细节说话，讲述英雄人物的普通故事，这既是新形势下典型宣传的创新，又是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优良传统的“回归”和发扬。让典型走下“神坛”成为典型报道的最高呼声。改变以往人物靠刻意塑造，而是“天然去雕饰”，用淡淡的白描还原一个人物的本色，用真实可信的故事展示一个普通人的“劳模”形象，用平视的目光写典型，注意寻找典型人物的个性化语言。注意把握典型人物的成长环境。注意写平常人的平常事。写他的苦与累，也写他的幸福与快乐，写他的理想与追求，也写他自身的这样那样的人性弱点，使典型人物变得立体而丰满。宋玉书：近年来的先进人物报道注重表现报道对象的时代风采、先进理念、与群众的关系和人性、人情之美，首先以内容的新鲜因素彰显作品的时代特色，体现了典型报道的创新努力。在写人的原则、方法与技巧上，这种创新努力同样成绩显著。注重绘写先进人物的时代风采，注重传达先进人物的先进观念，注重表现先进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注重展示先进人物的人性美、人情美。“神州五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掀起了一股科技报道热潮。王逸涛认为，成功的科技报道之所以能够产生很强的社会影响力，传播者有效地从信息、媒介、环境、人文和受众等角度开发和整合新闻资源是其形成强势致效的重要因素。传统媒体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实现媒介资源间的整合，与此相比，他认为网络媒体最值得借鉴之处在于，善于调用受众资源，建立主客体互动的模式，实现科技新闻行为的能动性接受。同时，他还提出，调用受众资源还可以从受众中提炼新闻，让其深感兴趣并参与其中，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互动模式，是科技新闻动力形成的源泉。除上述研究热点以外，对经济报道的研究开始走向分支化、深入化，开辟了区域经济报道新发展、金融报道新发展、就业报道新发展等研究专题。节庆新闻资源的开发，杜绝假新闻、探究新闻失实的原因及防止措施，深度报道以及奥运报道如何创新等仍成为新闻业务研究领域常谈常新的问题。 作者： 浙江大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