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订正也，校对，即按原稿核对抄件或付印样张，订正偏差消除差错之义。古人称校对为“校雠”。雠者，仇也。视书籍中的错讹为寇仇，可见纠正错讹决心之一斑。报纸校对工作是报纸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编辑工作的延伸和补充，是保证报纸质量的重要一环。 校对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它不仅需要知识，而且需要专门的职业训练，在我国古代，不是学富五车者，不敢问津校对这一行当。韩愈有诗写道：“才子富文华，校雠天禄阁。”可见“校雠”和“文华”有着内在的联系。从刘向父子到“乾嘉学派”凡能以“校”名世者，都和学问二字分不开。中国新文学的旗手鲁迅先生，无论是自己写作，还是帮刊物编稿，都非常重视校对工作。他曾在一则书刊广告中写道：“虚心绍介诚实译作，重金礼聘校对老手，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 随着时代的进步，各行各业对自己从业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校对人员若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报纸宣传的需要，就要有广博的知识。 校对有“死校”和“活校”之分。所谓“死校”就是机械死板地改正几个明显的错别字及标点符号等，这是应付差事的消极的校对。“活校”内容就多了，包括版面、图片、文章的布局、遣词造句、标点等等。校对人员不但要纠正打印的错误，还要敏感地辨别和正确判断出原稿的错误，改正原稿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认为校对工作单纯是为了改几个明显的错别字及标点符号，那就理解得太狭窄了。 校对工作，天生就是件极严谨、极细致、认真的工作，不容许有一点粗心大意。据沈括《梦溪笔谈·卷25》载：“宋仁宗朝有位显宦宋绶，是著名藏书家，家藏书万余卷，亲自校雠。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我们可从中体味出要做好校对工作是需要付出何等艰辛，需要养成一种何等严谨、细致、认真的作风！ 1997年某日的《杂文报》上出现了一个别字，闹了一个罕见的笑话。当日报纸的“本期美编”错为“本期美骗”，一不小心，编辑变成了“骗子”，玩笑开到自己头上。俗话说，一个字能杀人能救人，决非危言耸听，一字之差就出政治问题甚至人命的例子非常多。1939年，英国驻华大使詹森因公从重庆飞成都。当时成都官办的《新新新闻》刊出这条消息时，赫然的二号宋体标题竟是“英詹森大便昨日抵蓉”，将“使”字误成了“便”字。詹森的随员看到自己的长官被贬到如此地步后十分恼火，持报向成都市长提出抗议，市长只好连忙赔礼道歉，并谕示“惩治”。1948年济南发生过王笠汀“为‘(国)’捐躯”一事：王笠汀系官办(国民党)《山东新报》主编，1948年元月某日该报第一版头条新闻是王笠汀所撰，大标题是《鲁省国军蠢动无地》。见报后，舆论大哗，气得省主席王耀武拍案大骂，声称“严究”。再经细查，并非排校之误，实乃王笠汀将“共”字误写为“国”字。王在惊怖中引咎辞职，不久服毒自杀。故有挽联云：“为‘(国)’捐躯，同声一哭……”假如当时王写正确了，假如校对人员发现后不只是忠实于原稿，而是通知王笠汀并改正之，王怎么也不至于送命。 校对工作“枯燥单调”，大部分校对工作需要在夜间进行。校对人员晨昏颠倒，生活规律失调，总是默默无闻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每天面对同样的工作，对着一篇稿子一遍一遍地反复核对。而出现见报差错，首先被责问的是校对人员。因此领导要关心他们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采取具体措施去营造一种平等、和谐的工作氛围，充分调动校对人员的积极性，使校对人员不单单是“对原稿负责”，充分发挥校对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为校对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为提高校对人员的工作能力，有条件时可分期、分批送校对人员去有关学校进修，在理论上充实他们的头脑。从事校对工作的时间越长，积累的经验就越多，出差错的机会就越少。培养一批专业理论水平高、相对稳定的校对队伍是搞好校对工作，提高报纸质量的可靠保证。 (日照)李朝霞 范开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