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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万大学生不能就业谈缺乏新闻专家型教师
媒体报道：“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教育部预计今年不能就业高校毕业生将超过100万人。”此事已经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道门槛，应该探究其原因。在新闻类院系，缺乏专家型教师是学生学不致用的重要原因。 新闻院系的大学生，离开学校就要工作，工作就是做事，是综合运用知识，发挥能力，是采访新闻、编辑新闻、经营管理，不是背书，考试。 在大学里应该缩短读书和做事的距离，这得靠教师。但是现在大学里，教师基本上是一路读书出来的，不是说一路读书的不好，而是依据现在的规则，必须要读了硕士、博士才能教书，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就不可能在相关专业的实践当中去工作，自然也就缺乏相关经验和知识的运用能力。 如果这种状况达到95%以上，就会出现严重问题，就会出现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的问题。如果孤立的在校园里看，并不严重，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放到社会里去看，对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就是致命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教育效果的评价，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当今中国社会也是这样，每一个单位都是看学生会不会做事。但是我们的许多学生的确不会做本专业的基本的事情，例如报纸上讨论过的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之类的。有人追问过：那博士的老师会写吗？回答是否定的。也有人说博士导师不需要写消息，会写关于消息的文章就可以。问题是，我们的社会现在到底是需要会做事情的人呢？还是需要会写关于做事的文章的人？ 百万大学生不能就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出在这里——许多大学生没有学到本专业的工作技能。他们肯定不是没有应聘过，而是用人单位不要。 新闻类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怪学生，问题出在大学缺乏专家型教师。 北京大学的“阿亿”老师，是一名典型的专家型教师，是著名电视主持人、作家，据说很受学生欢迎。清华的李稀光教授也是。但是在我们的大学里，以新闻专业为例，这种专家型教师是凤毛麟角。在美国的新闻大学里，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大量的从美联社等新闻机构引进新闻教师，基本在教师队伍里要接近50%。其中许多人要破格，例如论文数量、学历门槛、年龄限制，但是新闻业务要过硬，要有影响巨大的新闻作品。如果依照我们现在的许多框框，这些新闻巨匠是不可能进入大学的。至今美国最著名的新闻采访写作大学教材也是合众国际社著名记者、后来的大学教授门彻尔编著的。就拿传播学来说，其祖师爷普利策和施拉姆，一个是美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一个是美国国防部的宣传官员。这几位泰斗级的，对世界新闻传播学贡献卓著的大师，如果用我们现有的框框去套，大学生们是永远不可能师从其人的。我们现在的许多新闻院系，为了解决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聘请了不少“客座教授”，但是真正能上课的，特别是能够系统上课的，又是凤毛麟角。 虽然专家型教授对学生大有好处，但是有几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一是:大学教师的待遇明显低于新闻媒体。 对于一个同等层级的人的实际收入状况，媒体人应该是大学教师的一倍以上，这是平均概念，根据大学和媒体的经济状况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专家要去大学教书，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否则不会成行。 二是:媒体不重职称大学重职称。 由于工作性质不同，媒体一般不太重视职称，虽然也在评，但是由于在新闻工作中往往出现职称高的人在实际工作中未必就胜过职称低的人，而且最实际的稿费并不和职称挂钩，晋升也不和职称挂钩，所以职称在媒体已经淡化。但是在大学，一切都和职称挂钩。媒体的一个正高和副高的区别很小，但是大学的一个正教授和一个副教授区别很大。 新闻界的副高以下的人士，哪怕业务很强，大学因为有条条框框，一般不会引进的。新闻界副高以上的人，由于评副高至少要15年新闻工龄，在新闻界都是有地位的人了，加上待遇问题，也很少愿意到大学去。 即使有愿意去的，职称是一道门槛。如果以副高身份去教书，待遇比媒体差一截不说，而且要晋升正高，难度比媒体大许多，主要是评价标准问题。从全国来说，还没有一个类似“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这种区别不同情况的教授评价体系。一个在新闻界工作了几十年，有许多新闻作品的教师，同时又用传统的教师的学术论文发表、外语等等标准去评价他，就象用科学院院士的标准去评价工程院院士一样，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人无完人，但现在的办法是整齐划一的完人标准，新闻专家型教师很难适应，所以去大学教书的很少，有的去了，后来又退回了媒体，更多的人就不愿意去了。这对于学校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对学生损失很大（例如著名画家陈丹青离开清华大学艺术学院之类）。 大学引进专家型新闻教师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1、需要解决观念问题。 大学新闻院系应该解决好认识问题，真正把专家型教师看作是与培养目标有关，与学生就业有关的重要问题。 2、需要解决比例问题。 大学新闻院系应该对于专家型教师有一个可操作的比例，比如五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二，象目前这种十分之一都不到的情况，对学生是不利的。所谓专家型教师也是可以有标准的：例如获得过省以上新闻一等奖；新闻副高级以上职称；新闻工龄十年以上中的任意两条。这些专家标准与现在大学新闻院系的人才标准是完全不同的，但却是符合中国新闻界实际情况的。这三项当中组合两项，其实是很难的，这种人才到了新闻院系，对于学生有没有好处，学生自己心里应该明白。 3、需要解决职称问题。 在评定和晋升职称时，要考虑到专家型教师在新闻实际工作中的贡献和影响，例如获得省级新闻一等奖，应该与获得省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相当；获得省文学奖等省级人文社会艺术科学专业最高奖，应该与获得省级学术理论类的最高奖相当；在评定职称时同等对待。这是很公平的。就象中科院士和工程院士的具体标准中侧重理论和应用的不同，但是对待是相同的。一个专家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要求一个新闻人既有影响巨大的新闻作品，又有影响巨大的学术理论。应该承认理论和应用都对社会有贡献，以社会贡献为终极价值观，以对于学生的效用为终极价值观。 4、需要解决获奖认定的问题。 目前，大学新闻院系不太承认学术研究之外的新闻专业大奖，这对于专家型教师非常不利。一个人要获得一个专业的省级最高奖项，例如新闻一等奖、文学艺术一等奖等等，已经完全可以证明了这个人的专家身份，有职称的人多，获大奖的人少。对学生来说，他们身边的一个教师能够获得省以上的人文专业大奖，不仅可以证明专家型教师的水平和能力，更是对他们今后的人生道路有鼓舞作用。如果大学新闻院系只承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部省级科研课题，发表论文的级别和篇数，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研究奖项，而忽视本专业的国家政府大奖，是不公平的，不利于稳定专家型教师。对于专家型教师来说，只要获得省以上专业顶级大奖，应该视为学术研究相同对待，对于多次获得省以上专业最高奖项的，应该视为特殊贡献，破格录用。因为一个公开的社会专业奖项，对于本专业的所有人员，机会是均等的，例如新闻奖，对于所有新闻从业人员，包括新闻教师机会均等，只要纳入大学新闻院系人才评价体系，完全可以服众。 专业人士的人生是短暂的，一个人一生又能够有几次获得本专业的省一级最高奖项？我自认为是一个不怕苦不怕累的人了（因为当过1500米专业运动员，苦练过多年长跑，一个早操就跑一万米），到目前为止，从事新闻工作30年，也只获得过三项省级最高专业奖项：两个四川新闻一等奖、一个四川文学奖。据说，这在四川大学新闻与文学院勤奋的教师当中也是第一流的，特别是能够横跨这所学院的新闻和文学两大专业。可见要获省一级的专业最高奖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这些都不纳入对新闻专家型教师的评价体系，显然不利于专家型教师的价值趋向，最终不利于学生。 5、需要解决学历问题 现在一般新闻专业的院系，引进教师都需要博士了，其实这里边有误区。一个一路读书出来的博士，和一个在媒体工作多年的，能够负责一个大型电视台或者一份全国有影响的大报的新闻专家，教同样的课程，到底谁对学生今后不进入那个“100万序列”更管用？这个问题最好由学生来回答。但是专家们由于长期在新闻实践中，不可能再一路埋头读书，特别不可能再去背外语。如果用学历来衡量专家，多数都很惨。因为这把尺子有问题。试想，一个新闻院系，如果几十上百个教师都是清一色的博士学历，都是一口气从小学读书到博士毕业，没有几个人从事过媒体新闻工作，更不用说获得什么省一级的新闻或者文学最高奖了；学术论文数量不少，但是没有独创、原创；上课用的教材陈旧过时，讲义完全不联系鲜活的新闻报道实际，引用的材料都是30年代或者大跃进以前的，那学历高对学生又有什么用处呢？大学新闻院系不就是培养新闻工作者吗？不会做具体的新闻工作，能叫做新闻工作者吗？所以，博士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是新闻院系的教师百分百都是博士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解决问题还需要专家，需要大量真正的专家进入大学新闻院系。 当前，由于以上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还不可能有大量的新闻专家进入大学。但是为了学生，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否则那不能就业的100万学生当中的新闻专业学生，还有源源不断的新闻专业学生，会因为我们的体制，我们的观念而让他们无缘接受新闻专家的教育而怨恨我们。 中国的一句老话是真理：“子不教，父之过”，新闻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是他们是错，是我们的错。其中一个大错就是大学里边没有多少“新闻工程院士”、而几乎都是“新闻科学院士”。为了我们的学生，新闻类大学院系设立“新闻工程院士”评价体系，势在必行。
孟勇：资深媒体人，曾经担任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记者站站长、华西都市报副总编辑、香港文汇报主任、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个人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6607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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