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规范之争 [复制链接]

提防上当

向浪群

上的当多了，疑心会慢慢取代天真，我真是老了。可如今骗人的伎俩愈出愈奇，要提防上当，多些疑心恐怕不完全是坏事。
“政协委员炮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是北京《新京报》2004年3月10日文化新闻版的通栏标题，看了叫人吓一跳，然后就不免生疑：一部词典怎么竟把那么多委员惹恼了，使他们大为光火？赶快读——当然还是带着疑心为好，文化界也不是世外桃源啊。
读完文章才知道，“炮轰”该词典的并不是所有政协委员，也不是一群政协委员，而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一人；而所谓“炮轰”，也不过是在两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期间向会议提交了一份名为“辞书应慎用‘规范’冠名”的提案。明明是一个人，为什么要用“政协委员”这个全称？明明只是一个提案，为什么要说“炮轰”？我知道，这就是所谓“炒作”，为的是吸引读者的眼球，扩大报纸的影响力。看来，这是小事一桩。我不上当。譬如有人说某处烟雾尘天，要闹火灾了，让你拨打110，你跑去一看，却只是几个人在闲聊，同时抽着烟。你要是轻信了，不但害了110的年轻人，自己心里也不舒服。是吧？
但疑心提醒我，事情也许并不是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我不懂文化界的事，也许辞书的冠名用词问题，真有可能关乎国计民生，值得作为一年一度的全国性两会的提案也未可知。别马马虎虎。
二读《新京报》全文，真有所发现。原来提案并非就事论事，像某些掉书袋的学者那样诚心关怀辞书冠名问题，它指名道姓说某词典“不仅在标注词性上错误百出，而且连一些起码的规范标准也未能遵从”。这不是说该词典是废纸一堆吗？问题明摆着，提案的标题讲辞书冠名的用词问题，真正意图在封杀《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我有点自得：多点儿怀疑果然可以提防上当。
两会是神圣的，提案也是神圣的，提案人是有身份的，有学问的。种种情况使人相信：也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确实问题太多，才使得提案人觉得难以容忍。可叫人想不通的是，评价一部1800页的词典不容易，而提案却在词典发行不到一个月就见诸报端了，正在开会的提案人哪来的时间读词典？还有，提案中所提的的问题，照理是许多问题中最为严重的，可词典编写组多能从容不迫地予以澄清，所回避的问题只有一个：词性标注。而语文界的人多半知道，这是一个世纪难题，专家们各有各的是非，提案人江副院长恐怕也自知自己的是非并不是语文界的共识。如果该词典在政治上、学术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错，为什么不见容于提案人呢？真使人挠头。我所需要的就是：别轻信，提防上当。暂时不明就里，就等着瞧。
仅仅过了两天，《新京报》3月12日的文章就使我仿佛明白了许多。该报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发行量极大，仅仅十来天，首次印刷的10万册已经售罄，出版社又紧急赶印了10万册。还说，它在辞书市场上向一家独大的《现代汉语词典》提出了挑战。原来如此！“炮轰”的背后是经济规律在作祟，而所谓炮轰本身，原来是人们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的表演。提案人是谁？不正是《现代汉语词典》的当家人吗？
“经济利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驱动着人们去创造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把人们追求不正当利益的拙劣的表演暴露了出来。有的人咋咋呼呼说谁谁的货物质量很差，价格又太高，其实并不是由衷之言，他所要的效果是：别人商店的人气稀里哗啦掉下来，大家都争着往他自己的店里跑。难道不是这样？
我可不上这个当。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花了3个月时间”的“打”字词条的四个根本性错误

辞书编纂是一项容量大、专业性强、极严谨的工作；如果没有足够的学术素养做功底，没有严谨塌实的作风，要编出高质量的、让读者满意的辞书是难以想象的；即便勉强推出，也难免错误百出，最终被读者唾弃。
我们不否认错误的必然存在，我们不否认修订的必然性，而且优秀的辞书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不足，并需要不断地维护修订；但我们认为不能借口是“初版”，借口“修订”来掩盖本质上的粗糙和大量的低级的、常识性的错误（我们认为错误与错误是有“量”与“质”的区别的，不能不加分别）；更不能避重就轻，抛开辞书的核心内容（收词、释义、书证等），而打着某种幌子，比如“规范”，来片面炒作，误导一般读者！
以“名不副实”之书，行“欺世盗利”之为，这些编写者们、出版商们于此已毫无羞耻、愧疚之心。但我们知道一点内情的人，应该揭开《规范词典》所谓“规范”的面纱，让广大一般读者也看清它的真面目，看到它的整体质量。这样或许有益于学术，有益于社会。
我们主张深入到《规范词典》的里面，以事实为依据，来看它的真正水平，来看它离“大师”编纂的辞书还有多大距离！
《规范词典》的错误和缺陷不一而足，但我们不应为它做义务工，因为它的编写者、出版者或许正在坐享其成呢！所以我想不宜把所有发现的问题都贴出来，只举其代表者说明问题即可。


诸位或许还记得“百位大师”那篇“奇文”，其中披露曰“一个‘打’字的释义，整整花了3个月的时间”。11年（132个月）有多少个“3个月”呢？可以肯定，“打”字的释义是《规范词典》费时最多、斟酌最慎的词条之一，那么“打”字词条无疑应该是最能反映该词典的学术水平、编纂水平的！因此本文从这个“打”字来窥斑见豹。

先照录《规范词典》的相关内容：
打：......③（动）与某些动词或形容词结合，构成复合词。a)与及物动词结合，构成并列结构，......作用是 使结合的那个动词表示的意义泛化 ：打量|打算 ......b) 与不及物动词结合，构成动补结构，......作用是使结合的那个动词表示的情况发生：打败|打通.....c)与形容词结合，表示发生了某种状况：花~蔫了|后轮~滑|太阳已经~斜。

“打”字词条的四个根本性问题：

1、“复合词”何时变成由“词 + 词”构成？

2、词条中的例词“打量、打算... 打败、打通... 打蔫、打滑、打斜”都作为词目收录在该词典中，并且都赫然标注了词性，可见它们并非“词组”；那么又怎么能说“打”与（这些词中的）“量、算、败、滑”等的组合是“与及物动词结合、使那个动词、与形容词结合”呢？

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在这里完全混乱不清！这是低级的、常识性的错误。

3、“（后轮）打滑”的“滑”是“形容词性”吗？
看《规典》自己的释义：

滑：①（形）物体表面光溜，摩擦力小。 ②（动）在光滑的物体表面迅速移动。

打滑：①（动）车轮、皮带轮等转动时光空转而不前进或不能把皮带轮上的皮带带动起来。 ②（动）因地滑而走不稳或站不住。

所以，“（后轮）打滑”只能是义项①，“滑”只能是义项②（动），说“滑”是形容词岂不自相矛盾？

这是错误的例证。

4、《规典》的“凡例”说“纯音译词......标明‘x语xx音译’”，可是很多纯音译词却都没有标明，包括“打”的（da阳平）等等。

其编纂的不严谨可见一斑。


“花了3个月时间 ”的“打”字词条尚且存在如此之多根本性、常识性的问题，收词七万条的《规典》又有几个词条“花了3个月时间 ”呢？那么，它的整体质量让人怎么想呢？

请看看这篇文章



[编辑说明,附件删除,文章帖出]:

一个海外学者的困惑——谁才是“规范”的词典？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卢春玲

　　身在海外，英文有些长进，中文却丢了不少。10年前来美时，随身带了一本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都属于百年老店的精华之作，一用至今。听说国内图书业市场竞争很厉害，词典类也不例外，但对于我这个挑剔的人来说，一直没有看到什么能取代手里这本《现代汉语词典》的。这本词典由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先后主编而成，又是由以出辞书而著名的商务操办，在海外的声誉也很好，我在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学系的一些大教授的书架上常看到它，心中暗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得意。2002年回国时正逢其增补本出版，赶紧买下，发现增补本收录了不少新词，我这个多年在外的人对它们是既陌生又好奇，从这些新词的解释上，我看到了这10年国内政治、经济和科技方面的飞速发展，以及这些变化对我的母语所带来的影响。
　　最近在网上看到不少“我国第一本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出版”的报道，心中不由一惊，想难道自己用了多年的词典是不规范的？细看介绍，我所敬佩的吕叔湘先生是此“规范词典”的顾问，心中的疑惑更甚，一本是老先生曾任主编的词典，一本是老先生作顾问的词典，为什么一本偏偏用了“规范”做名字，难道是暗示另一本不“规范”吗？可这从情理上实在解释不通。
　　为了澄清自己是否被不“规范”的词典“蒙蔽”多年，我上网查了《现代汉语词典》的介绍，发现《现代汉语词典》曾因在推广普通话和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所起的积极作用多次获国家奖励，现在的这本自称为“规范”的词典并不是第一个在“规范”方面作出努力的词典，既然如此，它以“规范”为名对我这样的读者来说实在有误导的嫌疑，我个人是很不以这种故弄玄虚的噱头为然的，而且也为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来查证自己是否受到不“规范”词典的影响而感到不高兴。
　　我看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汉字研究所所长王宁先生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其实并没有离开《现代汉语词典》的框架，北京大学教授、语法学家陆俭明先生也发现这本词典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于是，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有了第二个疑惑：既然是相似的架构，没有什么大的突破，那么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编这部词典呢？
　　我和一位曾经是英国著名记者的教授聊到这件事，他对“规范”两字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政府的官方词典吗？”我说不是，他又问：“那规范是谁的规范呢？”我也讲不清楚，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用的《现代汉语词典》是一本“规范”的词典。这位教授本人英文的修养使得他对诸如“牛津英语词典”的历史很熟悉。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英语词典出版历史来看，著名的“牛津英语词典”从第一版至今已是100多年过去，其第一个增补本是在1933年，第二次增补本是在1972到1986年出版，1989年，第二版出版，其后又陆续增订，其学术地位、权威性、文化价值是没有其它词典可以取代的。即使是剑桥大学出版社，也只能是出版一些侧重点不同的英语字典，如程度不同的“剑桥学习者词典”、“剑桥高级学习者词典”，或者是介绍“美式英语”的“剑桥美式英语词典”等。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尽管“牛津英语词典”在它这类的词典中“垄断”了100多年，但无人愿意挑战其地位。我想，这不应该是这些出版社缺乏“竞争”意识吧。
　　我相信参加这本“规范”词典工作的成员是花了很大的努力的，并尊重他们付出的劳动，这种努力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也是一种鞭策。但我认为，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学术上来说，“用规范打市场”这个努力方向的本身都是值得商榷的。一番求证以后，我想我还是会继续用商务的《现代汉语词典》，继续以它为我的规范词典。我是个“不可救药”的经济学者，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对多年信任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规范性”进行求证，这个过程的“成本”本来是可以做些其它有意义的事的，现在既然已经投入了“成本”，我想还是将我的困惑和发现和读者朋友们分享，希望能节省大家一些时间。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4月02日 第八版)

内蒙在哪里？

拓拔弘

最近在家乡教初中地理的表妹打来电话,问我：“华北到底包括哪些地区?”,我说:“你这不是让我鲁班门前耍大斧吗?,你是学地理的,怎么会不知道? 华北不是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古自治区吗？”表妹笑了笑,说：“是啊,可有个学生说不是，他查了《现代汉语词典》，上面没有内蒙古自治区。表哥，我这里除了课本和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没有别的资料可查，你帮我查一下吧。”
表妹有事，哪能不快马加鞭。于是赶紧翻出一堆辞书，认认真真地查了起来，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华北】指我国北部河北、山西、北京市、天津市一带地区。

果然内蒙古自治区没有了。奇怪，内蒙古去哪了？再查一查其他辞书,看看有没有：
《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华北】地区名。一般指中国北部2省2市1区所在的区域，包括河北省、山西省、北京市、天津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区……
《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华北】一般包括北京、天津两市，河北、山西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辞海》：【华北】义项③：旧经济协作区名。在中国北部。1961年设置，包括北京、天津两市，河北、山西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1978年后撤销，现仍用作地区名。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华北】指我国北部地区，一般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

都有啊，莫非《现代汉语词典》划分标准和其他辞书不同，把内蒙古自治区划到别的地区了？赶紧再查相关词条，结果又让我大吃一惊：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
【东北】义项②指我国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
【西北】义项②指我国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

内蒙古自治区是有了，可只有个东部，其他部分呢？总不会从我国北部跑到中南部吧，那也得赶紧查查。
【华东】指我国东部地区，包括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台湾七省和上海市。
【华中】指我国长江中游湖北、湖南一带。
【华南】指我国南部地区，包括广东、广西和海南。
【西南】义项②指我国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省区。

也没有！看来表妹讲的没错，这不过是《现代汉语词典》的疏漏造成的罢了。于是兴冲冲地给表妹回了个电话，把问题讲清楚，还“要挟”她给我寄一大块家乡的腊肉，这下我可赚了，谢谢《现代汉语词典》。
[ 本帖由 kaixinpaopao 于 2004-4-7 16:05 最后编辑

“四肢”没有“手、脚”？


众所周知，在我们所受的多年教育中，在我国的多部代表性辞书（如《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中，在我们的生活、生物常识中，“四肢”这个词语的含义都是明确而且一致的，即指“两[上臂、前臂、腕和手]和两[大腿、小腿和脚等]”。

可是近日翻阅《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却惊奇地发现“四肢”的意思是：人体双臂和双腿的合称；也指某些动物的四条腿。
《规范词典》对“腿”的解释是：“①人或动物躯体以下脚以上的部分，用以支撑躯体和行走 。.......”
由此看来，“四肢”显然不包括“脚”了！同理，《规范词典》的“四肢”也不包括“手”（大家翻翻该词典就知道了）。


所以，《规范词典》告诉我们“四肢”是没有“手、脚”的。这是不是有点让人大跌眼镜？真搞不明白，《规典》的编写者们的“手、脚”不是“四肢”又是什么呢？
如此“规范”，让我们的教师们如何去面对广大学生呢？
[ 本帖由 yyww 于 2004-4-9 13:05 最后编辑 ]

批评指正
重印的“规范词典”规范了吗
中国青年报　2004年03月27日 00:03

叶边鱼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提交了《辞书应慎用“规范”冠名》的议案，矛头直指刚上市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批评该词典不仅在标注词类上错误百出，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地方，还认为以“规范”冠名是为了抢夺话语霸权。（据《新京报》）

　 3月22日读《南京日报》，又得到这样的信息：记者从出版社了解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首印的10万册已经售罄，紧急加印的10万册已经入库。

　 把两条新闻联系在一起，我读出了许多新的东西。而我最关心的是，热销的“规范词典”规范了吗？别说一般书籍出现谬误会误导读者，词典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特殊读物，承担了纠正错误的职能，更不能有差错。如果词典错了，很容易起到这样的“作用”：让人一直坚持把错误的当作正确。严重了，甚至对民族文字的规范也有负面影响。

　 根据江蓝生的发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除了名字硬伤外，还违反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对汉语人名地名该大写的不大写，该分写的不分写，附录中“计量单位表”也已经是作废的。更为荒谬的是，姓氏“肖”没了。“肖”在这部词典里只有一个读音，读第四声xiào，并且被“规范”为“不读xiāo”，且没有提到作姓氏这个用法。《新京报》等媒体对此报道后，出版社也作出了反驳性回应，可此后就没有了声音。按说，发现错误后，出版社即使不召回问题书，也应该在纠正后才再版。让人费解的是，该出版社卖了10万册后，还火速加印了10万册。这么快的速度让人怀疑：新出的词典纠正错误了吗？

　 纠错的可能性当然不大。倘要纠错，词典的编辑得费时费力，不可能一下子完成。也就是说，出版社即使从3月初错误被指出时就开始纠错，眼下修订工作也不可能结束。那么惟一的解释应该就是：出版社在重印有问题的词典。

　 明知有错，偏偏坚持重印，出版社这样的做法何异于故意传播错误信息？书是一种精神产品，出现错误弄不好会误人子弟，造成的不良影响很难弥补。发现书中有错误，及时出台补救措施，纠正后才重印，这是社会是消费者对出版社最基本的要求。我认为，有关部门有必要及时在这方面作出硬性规定。

最近《现代汉语词典》加大了广告宣传的力度，而且也多次在广告里用了“规范”一词。主要刊登广告的媒体有：北京晚报、中国教育报等，还有中国教育电视台3台，用一个学生做宣传，也用了“规范”一词。经典广告词语：规范从这里开始——《现代汉语词典》。
一个《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出版，带来了争鸣和广告效应，同时也会促进词典学本身的发展和进步。有争鸣才会有发展。作为读者希望两部词典在质量上更上一层楼。同时，这次两部词典的争鸣，实际上也扩大了《现代汉语词典》的知名度。过去，许多一般的读者选择词典时并不一定知道哪一部词典最权威，往往是在书店里浏览后凭感觉来购买，因此造成一些质量较差的词典也会畅销。记得两年前一位学习新闻的学生在做了市场随机调查后曾问过我关于怎样辨认和购买质量好的词典这一问题。我当时的回答就是应该加大广告宣传的力度。再好的词典，只要交到市场，就应该服从市场规律。好词典必须要好的广告宣传，要让购买词典的人都知道。这次，终于看到《现代汉语词典》开始有了广告宣传。不过，宣传词可以更贴切一些，更亲切一些。既然提出议案用“规范”一词不好，可以考虑尝试一些自然清新的广告语。比如改为：学习从这里开始——《现代汉语词典》。
实际上，这两部词典各有千秋，最好在特色上能有所区别，同时将一些词典学研究的新成果运用到词典中就更好了。

辞书之争

南方周末
□本报驻京记者 师 欣

按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规定，高质量的辞书意味着１万个字中只能有１个错。
“我们看了１０万字，发现其中不下几十个错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董琨说。语言所专门抽调１０人，集中力量，给一本名为《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下简称《规范》）的辞书挑错。他们正在筹备拟定研读报告，并适时公开。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撰过主导辞书市场超过２５年的《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最近几年，词典编辑室的成员大多在做语言研究，或是编撰其他著作。为什么这些专家会“节外生枝”，如此挑剔另一本词典呢？
今年２月１５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和语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规范》隆重亮相人民大会堂。“规范”这个名字加上强大的市场攻势，辞书“深潭”之“暗流”顿时涌动起来。
３月初开始，诸多媒体加入“规范”冠名之争中。中旬起，外研社带着《规范》前往武汉、南京、西安、沈阳等地，与当地语委领导和中学语文老师举办了“规范化论坛”。与此同时，语言所的学者也就这本词典展开细致研读。
肩膀和唾沫
两会期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江蓝生等１２名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名为《辞书应慎用“规范”冠名》的提案，指出《规范》未能全面严格遵守规范，从而误导市场和社会。
“你是做酱油的，命名‘卫生酱油’，那么是不是别人做的酱油就都不卫生呢？”董琨说之所以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主要是此前有媒体称“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规范词典”。文中还提及：“我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本词典严格地符合国家的语言规定，包括最为权威的《现汉》也只是部分地体现了一些现行的语言规定。”
这样的比较惹恼了《现汉》。“我想引用北京大学已故的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对后辈所说的话，‘你们可以踩着我们的肩膀往上走，但是不要往我们的脸上吐唾沫。’他们绝对参考了《现汉》，要有道德良心。” 董琨气愤地说道。
“既然你号称规范，我们就组织人审读，却发现很多问题。我们虽然没有叫规范，实际起到了规范的作用。”语言所认为《现汉》是原创，后来出版的有关现代汉语的语文型词典都没有脱离它的框架，《规范》也是如此。
董琨举出源自《现汉》，经《规范》稍加改动后所犯的错误——
“化石”：古代生物的遗体、遗物或遗迹埋藏在地下变成跟石头一样的东西。（参见《现汉》）而在《规范》中是这样解释的：“由长年埋藏在地层中的遗物、遗迹或古生物遗体变成的跟石头一样坚硬的东西”。
“二者句式差不多，后者在前者基础上改动了一些词序，但是意义就完全错误了。”董琨分析，“所谓遗体、遗物、遗迹都是针对古生物，否则就变不成化石；加上‘坚硬’意义不对，我们只解释像石头一样，他们就想当然认为是坚硬的，其实有的化石很柔软，只是样子长得像石头。”
“词典这么大天地，只要你肯动脑筋，下功夫，编写词典实际是个辨证问题，表达手段不同，对象释义也就不同。现在辞书界欣欣向荣，词典多一种有什么不好？这样才能促进竞争和社会进步。总不能一书独霸天下。”《规范》主编李行健认为，编写词典就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编写中他们自始至终有条原则——“避现”（在内容上回避与《现汉》雷同）。
《规范》封面赫然写着首席顾问——吕叔湘、李荣、许嘉璐，他们在辞书界都是掷地有声的人物。前两位已作古的学者都曾是《现汉》的主编。“当时吕先生年事已高，怎么可能再做具体的工作？”董琨质疑道。
《规范》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在词典中出现了指向规范的图标“小手”。在一些容易混淆的常见词后面，以形象的“小手”作为提示，引导规范使用。如“鬼哭狼嚎”条目下，“小手”指出不要写作“鬼哭狼嗥”。但查看“嗥”字后面的释义，又有“狼嗥”一词。类似的还有“靡费”，小手指出不要写作“糜费”，但是“糜”字之下举例又是“糜费”。
对异体字的处理也是《规范》与《现汉》分歧最大的地方。１９５５年，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语委的前身）和文化部联合颁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这个表的内容一直没有改动，后来出台《简化字总表》１９８８年国家语委与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１９６４年首次发布，１９８６年国家语委重新发布）是用来纠正１９５５年颁布的整理表。
对此，李行健的态度是，既然国家颁布了这些规范标准，就要有词典作为充分体现的载体。规范标准是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制定，而作为其工作人员，理应全面严格地去响应。
《现汉》在处理上没有完全按照《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规定来做。“因为这个表本身是有问题的，当时我们国家处于扫盲阶段，语言政策也是走拼音化道路，所以对很多字的认识、把握是不正确的，导致真正的异体字没有收编，不该作为异体字的却收录进去。事实证明，后来几次纠正对有些字的处理和《现汉》完全吻合。”从《现汉》试用本阶段就参加修订工作的韩敬体说。
语言研究所不少学者认为：“规范是柔性而非刚性。即便是规范也要尊重实际，不能机械地去执行。我们遵守规范标准，同时也为日后修改规范留有余地。”韩敬体介绍，语委新制定的《规范汉字总表》马上就要广泛征求意见，“实际上是把以前颁布的所有规范表做个统一。”
手抄卡片Vs.自动生词
１９５６年２月６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１９５８年编一本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
同年７月，词典室成立，由三部分人员组成：编写《新华字典》的新华辞书社、１９４９年之前编写过《国语词典》的大字典编撰处和语言研究所，共计４０多人，吕叔湘担任主任。这些人又分作三个组：编写一般词汇的语文组、科技词组、哲社词组。
原新华辞书社编辑、最早参与编写《现汉》工作的老编辑刘庆隆回忆，他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收集资料。资料收集工作主要依据《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当时的白话报纸和《中国人民文学丛书》，丛书中收录了大量解放区创作的文艺作品，如《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等。为了扩大收词面，还选收了老舍、茅盾、叶圣陶等人的白话作品。
收集资料，就是要从这些作品 中一个字、一个词地往外挑选。为了避免遗漏和习惯性忽略，先要进行“普选”，意味着连“我”、“也”这样的通用字也不能放过。选出来的词语，以及这些词语出现的句子，都要详细地抄到卡片上。
在“普选”基础上，编写组根据词语使用频率等因素进行选收，最终收集了７０多万张卡片，加上新华辞书社带过来的３０多万张，累计１００多万张卡片。
在编写组准备资料的同时，语言所还组织了另外一支队伍。他们找来世界各国顶级词典，翻译了每本词典的说明和凡例，从体例、收词、编排方法、注音各个层面进行系统研究。这是对国外辞书编撰的一次系统研究。
１９５８年６月，词典正式开始编写。刘庆隆说，编词典最怕就是单词估意，如果每个词后面没有足够的卡片做备注的话，编辑就很难把词的准确含义断定好。当时语文组分成两个大组，大组下面还有小组，以３人为单位。编写时３个人同时编，然后集中，转到大组讨论，再逐层上交。这个过程中，词典的编写细则不断进行讨论修订，直至１９５８年底，《现汉》编写的原则和体例才确定下来。
１９５８年底，试编出来了，油印后送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听取意见。然后再把油印稿汇总后送交语言所和审定委员审查，审定委员由当时国内语文学界著名专家构成，１５个人中７个来自语言所，其他的人来自北京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试印本做出来了，等待全国的讨论和审定。１９６１年，吕叔湘调离词典室，丁声树接任工作，继续加工定稿。由于政治局势不稳定，６年后试用本才出来，送中宣部审查，收词量已由最初的４７万条增加到５３万条。
接下来，“文革”导致编写工作停滞，很多编辑下放干校。１９７３年，当时国家急需词典，就把原来送审的试用本印了几万册，１６开本，内部发行。后来这本书被说是搞孔孟之道，禁止发行。１９７５年５月，国家出版局召开相关会议，责成语言所继续修订。为响应国家政策，年底成立了“三结合修订组”，９个陕西煤矿工人、１０个北京无线电厂工人、３名军人参与编写工作，编出了不少很有“特色”的内容。譬如给“茶余饭后”这个词语举例：“学毛选，挤时间，早起点，晚睡点，茶余饭后多学点。”“文革”结束时，这本词典已“面目全非”。语言所的编辑们又重新纠正修订，直至１９７８年，《现汉》才正式出版。
《现汉》收词量为５６万条，迄今发行４０００万册。１９９６年曾有过一次比较大的修订，新增加９０００个条目，删除４０００个条目。词典编写室从１９９０年开始编写《汉语大词典》，１９９３年完成初稿，整本词典条目有１０多万条。《现汉》修订本的条目选择主要依据就是《汉语大词典》。
２００２年，《现汉》又出了增补本。主要把新出现的１０００多个词语，附在词典后面，用不同颜色加以区分——就是“黄纸”部分。
预计明年６月，第二次大修订将面世。此次修订是１９９６年的延续，继续增加新的条目，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增加对每个词语的词性标注，标注词性也正是《规范》的主要卖点之一。
针对收词量，董琨认为《规范》收了很多临时组合、不应该收的词语。譬如“叫醒”、“喝醉”等。“这叫见词明意，收了‘喝醉’，那‘喝少’、‘喝多’该不该收呢？”
《规范》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语委”）“八五”规划重点项目，１９９２年开始启动。编写组是在一无编制、二无国家拨款的情况下，依靠一批退休教授编写而成的。
由于《规范》已被国家语委立项，主编李行健就以这个国家项目名义，在民间招募编写队伍。“起初请了一部分高校兼职或退休老师，做了一两年，发现很难集中，时间不固定。后来改变工作方向，找的都是些退休的老同志，分北京、天津、石家庄３个组，差不多近３０人。”几经周折，编写组在后期全部集中在北京国家语委大院里的一幢破旧的小楼里。这个过程中，有人陆续生病退出，人员处于流动补充的状态。
由于李行健退休前一直担任语文出版社社长，以此身份，他向社里借了５０万，作为编写组初期的启动经费，同时又申请了１．８万元的社科资金。“社科资金历来都是资助研究项目，资助编词典，我们是空前也是绝后。”
词典编写初期，李行健召集北京一些语言学家开了几次论证会。他认为《规范》自身的特色就在于：有“小手”提示、给词语标注词性、以规范化为中心工作。
《规范》的语料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计算机系的语料库，这是为计算机汉字输入而设计的系统，收字量非常大。“系统具备自动生词的功能，想要多少词就有多少，而且按照词频高低进行排列。”《规范》编写组根据词语频率的高低进行人工干预，反复切选，从中确定收词。《规范》最终收了６８万条词语，包括一些新出现的词语。
《规范》编写组一方面确定词条，一方面编写词条的内容，这个过程用了２年时间。李行健强调，他们对词语的释义，是按照历史先后顺序进行解释，同时注重词义本身的发展变化。他举例，“空穴来风”原本意思是有了洞穴才有风进来。《现汉》因此注释“比喻消息和传说不是完全没有原因”。《规范》则解释为“原比喻出现的传言都有一定原因或根据；现指传言没有根据”。
李行健说，在编写《规范》的过程中，他们参考了《现汉》、《新华字典》等各类辞书。“编词典就是在前人基础上发展。”他指出参考各类词典时先要看看其注释是否准确。比如“长城”一词，《现汉》解释“用来比喻坚强雄厚的力量、不可逾越的障碍等”。李行健认为“障碍”不是太到位，因此改为“屏障”。
由于字头已经确立，所以１９９８年《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率先问世，后来在《规范》面世之前，李行健他们又相继出版了《小学生规范字典》、《成语规范词典》、《歇后语规范词典》等十几本冠以“规范”的辞书。
为了拿到这次《规范》的出版权，“原先只用外语一条腿走路”的外研社动用了３个５００万：以５００万作为预付编写组的稿费；以５００万支付《规范》１０年的出版权；用５００万打广告做市场推广。据其市场部人员介绍，一个月时间内《规范》就已经发行了２２万册。
任务与对象
语言所和李行健都称其举措是“政府行为”，一个是“国务院责成”，另一个则是“语委下达的任务”。
这些都是词典背后的潜台词，而读者受益之处还在于词典的准确性和查阅的便捷性。
随意翻开《现汉》，“彷徨”一条中，注明也作“旁皇”。而《规范》中，“彷徨”下面的“小手”特别提示不要写作“旁皇”。难辨是非的读者，面对这样两种不同的诠释，该作何选择呢？
两本词典的“争执”，很难有个评说，或许可以从第三方产生观照。
牛津大学出版社有着上百年出版词典的历史和传统，其１９４２年出版的《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以下简称《高阶》）被称为“世界第一品牌学习词典”，目前销量已达到３０００多万册，在牛津词典系列中排名第一。
《高阶》主要针对非英语国家学习英语的人群，而且强调受过高等教育。这本词典是以《牛津英语词典》为蓝本而发展起来的有针对性的工具书。《牛津英语词典》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一套辞书，完全以文学语言为主，具有权威性。
《高阶》的作者霍恩比，是英国文化委员会语言学顾问，他长达几十年在国外进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日本教学时，发现日本人学英语与英国人完全不同，而当时没有专门针对外国人学习英语的词典。针对这个难点和需要，他在教学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反复研究，２０年后推出了《高阶》。
霍恩比在每个单词后面提供了大量例证，体现各种搭配的特色。同时，《高阶》用于释义的词汇量也不超过３５００个，现在更是降低为３０００个。
这本词典完全属于个人行为，和国家规范没有任何关系，每５年修订一次。
国外很多词典在创新上都是下足了功夫，有的一书两式，不同颜色加以区分，被称作“玫瑰之页”；还有的把大量丰富的插图引进词典中，在单纯语言释义之后，又增加了一种“图画释义”，以便读者直观理解。
权威词典背后往往拥有庞大的语料库，英国国家语料库由国家出资投入。到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许多知名出版社也纷纷建立起自己的语料库，为的是避免重复，追求最大利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教授章宜华，长期做中外词典的比较研究。他感慨：“我们自己编写的词典寿命太短！”他举例，《小拉鲁斯词典》就像圣经一样，在法国人手一本，每年都能卖到１００万册。自１９２４年词典问世以来，一年一小修、三年一中修、五年一大修。他还介绍，《小拉鲁斯词典》不仅发行量大，价格也便宜，２０００多页码，铜版纸印刷，每本售价相当于中国当前消费水平下的２０元人民币。“买一本，只管两三年，就像电脑一样，经常要更新换代。每年版本都有编号，过期的词典，转年以１／５或１／１０的价格就出售。词典的时间性特别强。”
“《牛津词典》每一个版本出来就是对前面的否定，只有不断自我否定才能完善。我们则常常固步自封，重复出版，独自为战。卖上万把册就寿终正寝。”章宜华说， “现在外国版本的词典基本上占领了大学生市场，据我了解，英国柯林斯出版公司还有意要编写汉语词典。我们的出版社太急功近利，不搞原创，总是助人家一臂之力。”
《南方周末》2004年4月8日

用源先生大贴拜读，不过不敢苟同。主要是因为

1、词典（通用型的）是“典”，其中的“术语”的释义不能完全等同于口语语境下的或局部地区用到的意义；
2、退一步说，编写者“见仁见智”，但起码应该自成体系，不能前后自相矛盾。
3、事实上，很多术语的内涵和外延是确定的。《规范词典》的错误是由于他们的“先天不足”及自作聪明地回避我国已有的优秀词典而造成的。这或许能给人们一些启示，关于学术研究、关于辞书编纂。

为了拿到这次《规范》的出版权，“原先只用外语一条腿走路”的外研社动用了３个５００万：以５００万作为预付编写组的稿费；以５００万支付《规范》１０年的出版权；用５００万打广告做市场推广。据其市场部人员介绍，一个月时间内《规范》就已经发行了２２万册。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编写者和出版商可以用这些钱在国内打擂台（过 去就有这么做的）：凡找出一条错误，奖励多少人民币。发挥读者的力量，也尊重了别人的劳动。这样就可以加快修订《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步伐，也更快地解决了有错误与不足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读者学习的影响。要知道22万毕竟不是个小数字。

现汉》对词语的解释并非无懈可击，大家说的万分之一是不是指的是错别字呢？

我不是学语言的，也不是学文科的，不敢从语词角度给《现汉》挑错误。但是如果从百科词汇的角度来看，虽然我的理科底子也不算特别深厚，但我自信绝对能挑出万分之十的错误来。我也兼职做过一些科技图书的编辑翻译工作，自己也写科技论文，算是在科技语体方面有些经验。从科技语言的行文规范来看，《现汉》里肯定也存在着漏子。

当然，相对于其他辞书来讲，《现汉》的高质量应该是不容怀疑的。尤其是当我看过《现汉》对各种虚词的解释之后，不得不赞叹这真是大家之作！相比而言，《辞海》则要逊色许多。而且由于《辞海》涉及的百科词汇面更大，其中的错误相信也会更多。

《规范》就更不用说了，例子都已经摆出来了。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公平地对待《规范》，它毕竟跟王同亿的那些“双等身”的“大作”性质完全不同！人们是应该把《规范》一棍子打死，还是......?

引用一句时兴的俗语，“做人还是要厚道一点”。这句话既要说给《规范》编辑出版人员听，也要说给那些反对《规范》的人来听。不是十恶不赦，就不要非得来个千刀万剐；马列主义是真理，可照了别人偏不照自己，这怎么说得过去；老鸹跟八戒探讨谁更白一些，有何意义？

作为局外人，明显可以看出《现汉》《规范》之争是同一行业内部(语言文字、词典编辑与出版)的两个集团为了某种目的(学术？利益？明声？)进行的一种露骨而滑稽的争夺。

文人，尤其是那些有了既得利益的、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为了更多的利益争夺起来，竟然比市井小民还要下作，这些人也做起了更换马甲的游戏。

我还是来劝劝大家：歇了吧，回去琢磨琢磨晚上弄点儿什么好的吃得了。要是吵翻了、吵赢了，也不一定能有什么利益，可估计是吃什么也香不了了，要臭大家一起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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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是学理科的，写文章、说典故是最大的弱项，而且语言粗俗，不堪入耳。如有冒犯，敬请删除。
[ 本帖由 ngiangsien 于 2004-4-10 04:54 最后编辑 ]

《北京日报》2004年4月12日理论周刊

文化传承的千秋大事

——维护“规范”的国家权威性 王 宁

前不久，在两会上政协委员江蓝生研究员所提的提案，涉及到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评价问题。有人说，这是现在突然提出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涉及到语言文字学界早就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老问题。这部词典当然也有自己的优长，但也确实存在着问题。

一个带有法律意义的名称
我国“语言文字通用法”明确规定要遵从规范。自从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语言文字的管理，也就是规范工作。以往发布的规范，最高是国务院发布．一般也有文化部、教育部和语委发布的，这些都是国家行为。有新闻报道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全面体现落实了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这一点如果特别努力，也不是不能做到，但即使这样也不宜称为“规范词典”。要知道，在这里“规范”二字是附加在“词典”一词上的。我们国家所发布的关于词典的规范最重要的是它的标注体例。但是，词典的主要成果是它的编则——主导思想、编例——编排体例、收词原则和每个词条的释义，这些都是没有发布过规范的，至于收字，我国经过字形规范的汉字只有7000通用字，《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收字13000个，就有6000个没有设立规范标准。至于“异形词”，国家只是公布了一个建议性的规范，而且只有一批，学界还有疑义。这样说来，词典的主体部分都没有规范标准，怎么可能编出一个国家规范的词典来呢?如果前面所说的那些都有了规范，那么，词典的编纂只是抄袭或运用国家规范，就仅仅成了一部“规范手册”了。
“规范”必须比只肓由国家来发布，这是不能动摇的，语言文字“规范”由于它的科学性．还必须经过很多审定手续，才能在多次修改后发布实行。“规范”有政府的作用，但不是哪位官员的个人作用；有专家的作用，也不是哪个专家个人的作用。如果人人都可以自称“规范”，“规范”这个词的国家权威性就会减弱。在代国民众中规范意识还不很浓厚的时候，在由于过去规范工作的不完善，大家对“规范”还有—定程度不信任的时候，作为语言文字的专业人员，都应当认真维护这个词的国家权威性，不要滥用这个已经带有法律和政策意义的词语。一旦“规范”变成了广告语言，可以未经国家发布随便使用，我们的规范还怎么让民众信服?还怎么成为大家说话、写字的准则?《现代汉语词典》在编写时确实有引导规范的意图，它的编委们当时是我们国家最有权威的语言文字专家，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过要拿“规范”作“词典”的定语。我理解，他们认为词典不违背语言文字规范，不等于这个词典是规范词典。
国家会不会法定一部词典作为“规范词典”?也许将来会，那是要通过一个国家组织的班子，经过十分严肃的程序，把编写过程变成国家行为才能办到的。但我想词汇和词义这种永远处于动态中的语言成分，恐怕难以由国家来硬性管理，那是会把语言管“死”的。这也就是我始终而且公开不赞成规范所谓“异形词”的原因。

从黎锦熙《国语词典》谈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现代汉语词典中最有影响的是黎锦熙先生的《国语词典》，这部词典标注“国音”——也就是普通话，收词也考虑现代双音词。在中国辞书史上，对这部词典的历史功绩我认为是估价不足的。但是，《国语词典》注音用的是注音字母，释义没有完全白话化．不能完全适应新中国成立以来语言文字规范的需要。《现代汉语词典》继承、发展后，替代了它的作用。
《现代汉语词典》最大的功绩我认为有三点：第一，完全采用拼音方案，标注审定过的标准音；第二，收词划清了古今界限，完全立足现代汉语，只收少部分现代还有时采用的古词古义，并标出“古”；第三，完全用白话文来释义。我们国家用白话写作到《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大约30年这才第一次用词典的形式纂集和展示出来什么是“现代汉语词汇”，从而有了一个现代汉语词汇(词义)的确定标准，也就是为这个语言学术语确立了一个操作性的定义。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这是我国语言文字辞书编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开端，它要做的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工作。尤其是用白话文解释白话，这属于单语词典的释义，是相当难的。我在这里重复自己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对于单语词典来说……它除了要对疑难词义进行解释，帮助使用者理解和使用这些词外，还兼有将目标语的词汇加以搜集、贮存的任务。贮存不是单纯的收藏，同时还具有间接释义的作用……单语词典的很多释义，具有区别义项、梳理词义系统的作用，必须贮存起来。有些人人都懂得、既不难又无疑的义项释义的难度，在某种意义上，要大于双语词典；弄得不好，原来人人都懂、都能把握的词义，一解释反而让人不懂了……从释义的方式看，单语词典的解泽语与目标语是同一种语言，它们的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完全是一样的。在同一个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里，离开了语言环境，不会有两个同在意义上是全同的；因此，准确的对译和转换，除了个别风格色彩相同的同名异实的事物名称(如“电脑——计算机”、“出租车——计程车”等)外，只能是词语自身来对应自身，即A对A，因而是无意义的。选择同义词来对译，由于同义词之间必然具有的差异，因此必定是不够准确的……所以，单语词典的释义方式，要受到较大的局限……从释义的性质和目的来说，单语词典释义的技术要求．实际上高于双语词典。”(《单语词典释义的性质和训诂释义方法的继承》，《中国语文》2002年4期)这样一个有难度的工作，被当时既有古代汉语功底、又有现代汉语研究经验的老一辈专家反复切磋，攻破了难关，给后来编写同类的词典打下了基础。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开端，说它是里程碑，是不过分的。我在审定《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会上曾多次提出，对这部词典的原稿，—定不要随便改．要理解了再改。不然，有的改好了，有的也可能由于不了解老师们的意图而改坏；因为我知道，那些权威的老专家不是随便用字遣词的。
那么，是不是《现代汉语词典》就不允许超过，不可能被超过呢?当然不是，不论它有
多大权威，也要不断修订。词汇发展很快，意义不断消长，音读电有变化，读者的要求日
渐增多，释义有千虑难免一失——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事实。老一辈的成绩在当时是高峰，不可能永远是高峰。不修订，就要过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工作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不够及时，直到90年代以后才抓紧，这也是事实。但是，要想完全不借鉴《现代汉语词典》，重新编一部超过它的词典，也是不容易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总体类型和主要体例上，几乎没有脱离《现代汉语词典》的模式，当然不可能对《现代汉语词典》毫不借鉴。借鉴了也无损于自己的质量，但到了市场上，一定要以新的面貌，以质量取胜。《现代汉语词典》已经占有了一个被大家接受了的名称，另编一部词典必须另有一个书名。这个书名要让读者承认，是需要慢工夫的。依我看，有一个办法比较好，就是采用一个人所共知的权威来命名。这里有两个最有说服力的先例：一个是《牛津英语词典》，在众多英语词典中，“牛津”二字永远对读者有吸引力，另一个是《王力古代汉语词典》，当今的古代汉语词典、所谓的“古今汉语词典”已经出了若干，但只有《王力古汉语词典》是北大古代汉语教研室的一些知名教授、王力先生的几位嫡传弟子按王力先生的意图亲自编写的。这部词典只有“王力”二字，便足以使界内人视为首选，而普及领域也会因为界内人的介绍而选用，渐渐感到其中的优越性。这就是非商业性的纯学术。但是，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语言学界还有哪些专家的名字比丁声树先生、陆志韦先生、吕叔湘先生……的名字更响亮?如果换一个书名，要想竞争过《现代汉语词典》，的确很难。但是，再难也要遵循出版规则去做，不可以用一个
只能由国家发布的“规范”名称来取胜。在出版业不规范要罚款、基础教育不规范要扣分
的情况下，读者当然以为冠以“规范”二字的词典是国家认可的，是万无一失的；但恰恰没有哪个国家机构来对这部词典发布规范。
50年不到的时间，要想使一部基础很好的词典在原有基础上大大推进一步，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势所必然。但是，要想由完全不同的另一批人来完全重起炉灶编一部超越前人又不借鉴前人的词典，树立另一个里程碑，谈何容易!
辞书商业化，这是我们十分反对、不愿看到的事实，很多弊端已经完全暴露，但是，已经商业化，市场竞争在所难免。《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确实有一些新的体例，在有些方面是育优势的，完全可以宣传这些优势来营造市场。但一定要有学术风度。要知道．若没有丁声树、吕叔湘等先生的工作在前，要完全从零开始编一部里程碑式的词典，又谈何容易呢?
本文没有涉及对这两部词典优劣的品评。从整个词典的品味、境界、总体系统性的严谨性和科学的态度来看，哪一部更好，也必然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评价一部词典也会有客观标准。这些就留待另一篇文章里去说吧!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知名学者的态度开始变得理性，很好，欢迎！

本版主也十分反对由编者亲自参加的“辞书商业化”行为。理论上讲，编者在完成编纂工作后就应该与辞书“脱离关系”了，就好像生产汽车的工人组装完汽车就和汽车没关系一样，至于说汽车买得好不好以及怎么打广告、怎么买，那是经销商的事儿。
我国辞书界目前的问题正在于编者（包括各路学者）、出版商、甚至新闻媒介都介入词典这一特殊商品的产、经销一条龙的全过程，从而把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
学者应该只关心学术问题，具体说就是辞书对词语的处理问题，千万不能通过所谓版税把编者和辞书的销售捆绑在一块，使编者走到前台去论证、宣传甚至推销自己的“产品”。

[中国文化报2004年4月12日第7版]
谢利民

近来，一本号称“规范”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来势汹汹，引人注目。笔者素有咬文嚼字之“恶癖”，该词典是否真的那么规范呢，似乎大可置疑。
只举一例，以见其概。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该词典豪华封面中的“首席顾问：xxx xxx xxx”几个字，三位语言学家，赫然一溜。且不说前两位先生早在几年前已经仙逝，单就这“首席顾问”四个字，就足以让我发懵了：既言“首席”，何以有三人？再查本词典“首席”的解释：一是“最尊贵的席位”，例如“在首席就坐”。这是字面义，也是本义；二是“最高的职位”，例如“首席法官”“首席顾问”。很好，例证中就有这个“首席顾问”。那么，既然是“最高的职位”，那自然就只有一位了，何以能来三个呢？这不是本词典自相矛盾、编者自掌嘴巴了吗？
是本人孤陋寡闻、语感不善吗？且调查调查大众对“首席顾问”的使用情况吧。查包含《人民日报》的“人民网”，搜索1995年以来的所有语料，得56条包含“首席顾问”字符串的新闻报道，其中有“孟加拉国前首席大法官拉蒂福尔•拉赫曼15日宣誓就任孟看守政府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梁定邦早在几年前即被聘任为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美国总统巴尔干问题首席顾问奥布赖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CEF项目组织派出首席顾问施代先生”，等等。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有：1999年吉林省政府成立了法律顾问团，顾问团首席顾问是高静律师；1996年5月，１２０名医学专家被聘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医学宣传顾问，中央电台医学顾问团由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首都各大医院的专家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担任名誉顾问，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担任首席顾问。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处“首席顾问”是由多人组成的。查google，结论相同。由此可见，所谓“首席顾问”，至少包含了三个意思：一、它是个职位；二、它只有一人；三、“首席顾问”的背后有一个顾问团，而他只是顾问团中的最高职位。而反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不但“首席顾问”列上了三个，而且词典版权页也没有一个顾问团——若有而不列，则是侵权了！如此与人民大众语言事实相违背，还堂而皇之地宣称“规范”，岂不令人喷饭！
这个疑问一定也会困惑其他读者，笔者在此建议：封面“首席”二字纯属多余，不妨删去；或者在词典中“首席”条的释义后，再加一则提示：“首席顾问”可以由多人组成。
大家不说我说，大家不用我用，以后大家跟着我的“规范”走。不过，这还是“规范”吗？也许是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要知道，编者们可都是专家学者呢，他们当然应该知道“首席”的真正意思。但是，如果不同时上三个，那授予三位语言学家什么职位好呢？如果不这样，那又如何能起到“名人效应”呢？我恍然大悟。

对胡明扬先生“很遗憾”访谈的遗憾[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4月9第三版]
吴笛

《新京报》2004年3月12日C83版刊登了一篇记者采访胡明扬的访谈。该文主标题为《胡明扬：很遗憾，我不想比较》，上有眉题“一比较优缺点就会影响到经济效应”，主标题下有两点提示，一，“《现代汉语词典》中之所以没有提到‘规范’两个字，是因为它是制定规范的”；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任务是把国家颁布的规范推广到社会上去”。且不说不比较如何能谈论两本词典的关系，从这些标题看，胡先生力求立场公正的态度还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新京报》摘录在标题部分的话语，并不能代表胡先生谈话主体的真实内容。以致我们读了之后不由得感叹：非常遗憾，号称“不想比较”的胡先生通篇都在进行比较，而且比较的内容竟然可以离事实很远。
比较之一：编写出版年份
胡先生说，“《现代汉语词典》是（上个世纪）50年代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是（上个世纪）90年代编的。这两本词典没有可比性，因为它们不是在一个年代出版的。”说是没有“可比性”，却明白地在向读者比较两书的编辑出版年代。这一年代比较可以产生的含义是不难理解的。词典是工具书，不是文物，假如编者水平相当，应当是后出转精，越新越好。正如一台50年代出产的空调或电脑和一台90年代出产的空调或电脑，在正常情况下其性能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一关于年代的比较，恰恰是误导读者的概念游戏。所谓《现代汉语词典》之“50年代编”，实际是五十年代“开始编”，而这一“编”的工作并没有终点，至今未停。从1960年的“试印本”、1965年的“试用本”，1973年试用本的修订本，到1978年的正式第一版，1983年修订第二版，1998年的修订第三版，2002年的修订第三版增补本，至今已有7个版本。而包含重大改进的第八个最新修订版也将很快于2005年推出。每一版《现代汉语词典》出版，都由编写组修订编辑一次，可谓出版不止，修编不已。正是靠了这些，《现代汉语词典》成为一本与时俱进的权威辞书。遗憾的是，胡先生的访谈对《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再版的丰富事实只字未提，甚至连实际正式出版已在70年代后期也不愿提，却抛出一顶“五十年代编”的帽子，足以让不熟悉历史的读者误认为这是一本早已过时的词典。这一“没有可比性”的时代之比，离事实和公平已经很远，不能算是负责任的评价。我们知道，著名的《牛津英语词典》于1857年开始提议编撰，实际启动于1879年，初版于1884年（只包括部分内容的非完整版），1928年出版完整的第一版。此后不断推出新版和新品，已发展成一个牛津英语词典家族。假如有人要了解牛津英语词典的质量和用途，那么按胡先生的逻辑，就应该说该词典是19世纪编的，这种说法能反映牛津词典的实际质量和当代用途吗？
比较之二：个人规范与国家规范
当被记者问到“能不能谈谈两本词典在编写上有什么不同”时，声明“不想比较”的胡先生又开始比较了。一方面，“当时国家还没有发表任何规范，在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上，当时以罗常培、吕叔湘先生为首提出了一些规范化的报告，对于编写的原则作了详细的说明”，于是他下结论说“《现代汉语词典》所遵守的规范基本上是遵守了罗吕二位先生制定的原则。”另一方面，“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编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关于字形、字音已经颁布了一系列的规范，它的任务就是把国家颁布的这些规范腿广到社会上去。”这些话给读者传达的明确意义是：《现代汉语词典》的规范是罗常培、吕叔湘两位先生个人制订的规范，《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所推行的规范是“国家颁布”的。对于读者来说，个人规范和国家规范谁更有权威性是不用说的。而胡先生这里的断言又是严重误导性的，这一误导与上一误导又是相配合的。《现代汉语词典》编写之初，确实国家还没有正式颁布规范化方面的规定，但在《现代汉语词典》编撰过程中和一次次的修订过程中，国家早已颁布了许多规范化文件（包括很多采自《现代汉语词典》的规范标准），涉及汉语拼音、简化汉字、异体字整理，等等。《现代汉语词典》的各个版本都很好地贯彻了这些国家的规划化标准。胡先生沿用上面无视《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修订史的做法，闭口不提《现代汉语词典》各版采用国家标准的的事实，却将《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之别说成个人规范和国家规范之别。如此扭曲事实的比较，恐怕离客观和公正已非常远了吧？
声称“不想比较”的胡先生却做了两项严重背离历史事实的比较。这是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事实上，评论两本词典，进行比较确是很难避免的。但比较的起码要求是不能明显违背历史事实。此外，对读者来说，最关心的比较还是两本词典质量的比较。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上非常热心于比较的胡先生却又三缄其口起来，还说出了“没有绝对的优点，也没有绝对的缺点”这种回避问题的话。这恐怕又是令读者难免失望的回答。

《北京日报》2004年4月12日理论周刊
学术风气决定图书质量
张晓政

辞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础工程，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标志，日益严重的炒作现象不仅会扰乱正常的出版市场竞争秩序，而且加重了辞书编撰出版领域的浮躁风气，反过来，这种浮躁风又使出版领域的炒作愈演愈烈，并严重影响了出版物的质量，最终对民族文化的积累产生不良影响。这种情况在辞书编纂领域也有着典型的表现。
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及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说，近几年来许多以“规范”冠名的辞书不仅在释义等内容上错误极多，甚至连一些起码的规范标准也未能很好地遵从。比如在标注词类上，“农闲”和“农忙”是意义相对、用法基本相同的两个词，不知道依据什么标准，把一个标注成形容词，另一个标注成名词。再如“叔伯、姑表”一般只用于亲属名词前边，像“叔伯姐妹”就是兄弟的孩子之间的亲戚关系，但在一本辞典中“叔伯”是形容词，“姑表姐弟”中的“姑表”却是名词。这本词典还有许多基本的词语被漏收，如五大洲惟独没收亚洲；又如姓“肖”的“肖”字也未收。
其实，任何一部词典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词典的优劣是需要经过时间和读者的检验的。一本词典刚一出版就以“现代辞书编撰的里程碑”、“辞书编撰的方向”这样的词语相加实在为时过早，恐有炒作之嫌。如此夸大其辞只能助长浮躁的学术风气，误导广大读者。
据统计，我国1949年至1979年头出版辞书890种，改革开放至今约计8000种。尤其是在1990年之后，出书速度之快，数量之巨，达到空前规模。近十年来辞书出版总量已经超过历史上两千年辞书出版的总和。在辞书出版的繁荣背后，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质量之忧。一些粗制滥造、错讹百出的辞书不断出现，专家认为这些辞书大行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能够“动用”媒体恶性炒作，迷惑读者。
当年某“名家”的伪劣辞书就曾被以“最权威、最现代、最先进、最丰富、最有用”的名义大力推介，今天这类现象之所以依然时常沉渣泛起，大众传媒的炒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精神产品追求利润、寻找“卖点”、广为宣传本无可厚非，但一定要货真价实，决不能欺世盗名。因为精神产品不同于普通商品，一定要讲社会效益，文化企业不能因追逐利润而忘记了道德以至法律的责任，否则将贻害无穷。
不少学者指出，导致辞书领域炒作现象严重的另一个原因，是学术界的浮躁学风。近年来一些学者为利益所诱，对于编写词典这样关乎国家文化积累的工作，缺乏严肃的学术态度和起码的学术道德，有的著名学者5年内编丁13部辞典．有的学者在媒体上大量撰写有违事实的宣传文章。
另外，辞书，无论是它的作用还是编写，都是出版物中少有的特殊品种，对知识文化的传播影响甚巨。如今，出版单位的急功近利，新闻媒体的不辨是非，部分学者的不负责任，已经严重影响了辞书出版领域的正常秩序。因而，辞书出版领域的确需要：
一、建立辞书出版准入制。
建议由新闻出版总署建立辞书出版准入制度，达到相当条件的出版社才有辞书出版资格，并设定辞书编辑持证上岗制度，以保证辞书质量。
二、建立辞书质量检查制度。
将辞书出版质量专项检查制度化，特别关注名不副实的虚假宣传和炒作误导读者、侵犯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检查结果应公之于众，同时，由出版行政机关对不合格辞书及其出版责任人作出行政处罚。

　　　我是作报刊校检工作的，在工作中翻查字典那是常事，因此一本字典也就用一两年就得再买新的．前几个月新华社为＂规范＂发了一个稿子，我们单位领导和同事以为＂权威＂，便给编校人员一人买了一本．说实话，翻看＂规范＂有点不知所措．报纸是给大众看的，真怕因自己的＂规范＂而误了读者．

　　　

以下是引用子川在2004-8-6 12:55:26的发言：

　　　我是作报刊校检工作的，在工作中翻查字典那是常事，因此一本字典也就用一两年就得再买新的．前几个月新华社为＂规范＂发了一个稿子，我们单位领导和同事以为＂权威＂，便给编校人员一人买了一本．说实话，翻看＂规范＂有点不知所措．报纸是给大众看的，真怕因自己的＂规范＂而误了读者．

　　　字典仅仅是工具，最后还得人来调试，我们报社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那本字典虽然比较“规范”，但是很多还是不符合日常习惯，最后还要我们来斟酌用哪些词语，商务印书馆的词典仅仅是比别的词典更规范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