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已经死去多年。但是，当年跟他们到台湾的那批士兵，现在又怎样了呢？ ——算命先生说：“每个人的命都是不同的，不能强求。” ——那么，项羽坑秦卒20万，难道这怨死的20万秦卒，都是同一个命吗？ ——算命先生说：“不是的。因为个人的命运，要服从国家的命运。” ——那么，人不就成了宿命的吗？ 算命先生不回答。 有一个族群，命正如此——他们就是当年跟随蒋介石到台湾去的那批士兵，现在称为“老荣民”。 ——题记 “老荣民”：现在台湾的“问题人”“荣民”，是“荣誉国民”的意思。 当年，决堤一般跟国民党溃退到台湾的士兵，许多是从水牛背上抓来的庄稼汉，不知道有多少人做了炮灰。打死的，命苦；活着的，命也苦。 打完仗，用不着他们了，叫他们解甲归田，重新登记，去开山，去架桥，去修路，去干最重、最苦、最累的活。他们打仗的时候是盾牌，建设的时候是锄镐。 不久，社会就把他们甩了，社会改了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以前是比力气，现在是比科技；台湾经济腾飞以后，许多人的钱袋鼓了起来。然而，原来那些出生入死的军人，老了，退了，草一般枯黄了，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迅速离开社会的视线，被人彻底遗忘在角落。虽然名字叫“荣民”，但已成了一大群弱势的“问题人”。 去阿里山，寻访避世的“眷村” 现在的台湾，一般你是见不到老荣民的，不是你不认识他，是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荣民一般住在很偏僻的山区，与社会隔绝，与人群隔绝。 去阿里山，我们寻访了荣民的眷村。 我弄不清，他们是为了“避世”，还是出于无奈？偏僻，更造成了地理和人心的隔膜。 朋友告诉我，就个体而言，荣民可以和社会融合在一起；但就荣民阶层来说，他们则是社会的另类；新种族一般不合群，他们自己住在一起，既不和高山族来往，也不和台北的“城市人”来往，荣民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荣民的语言，是大陆的语言，五花八门的语言，南腔北调的语言，那是遥远的，隔着山，隔着海的语言，是河南话、安徽话和山东话。 谈论的话题也捏不在一起，因此，他们只能孤独，只能与社会隔绝。 你很难想像，在大山中间，在溪流和兰花生长的水涯；在不涉及种族，党派、贫富的真空地带，在远离城市人灯红酒绿，远离原住民张惠妹歌声的地方，他们找到了安身之所。于是，筚路蓝缕，挥铲使锄，开辟蒿莱；在起伏不平的山坡上，辟出一条狭长的空地，建造出两排屋子，人们习惯上把这种荣民聚集的村庄称为“眷村”。 村口，有个木架搭成的门楼，像中国内地五八年大跃进时，在人民公社路口用木头松柏树枝搭成的式样。 眷村的屋子很简陋，一层楼，平屋，也有两层楼的，连在一起，中间不留一点空隙。大概有五、六十户人家吧，门当户对，排排相连，完全是当年国民党军营的格式。两排屋子中间，夹着一条几公尺宽的道路，像一根与外界相通，用来呼吸的管道。 弄不清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式样，也许他们住惯了军营，以为这是天下最好的住宅，最美的式样？也许与防火、防盗有关，一旦有事，家家可以联保？也许，钱不够，为了省钱，只能如此？ 想像五十多年前，这些眷村还是新的，现在已经破旧了。家家门前放着一些塑料桶，墙上挂着菜篮子，一些生活用具零零落落地放在门边。虽然每村只有一个厕所，但是，屋前屋后的花草，点缀得很精心，呵护得很亮丽，使我知道他们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 有的门口停着摩托车，表明了他们与外界仍有联系；但摩托车不是他们的，是他们孩子的。有的孩子在外面工作，经常回家看看爹妈；很多则是单身孤老，在门口晒太阳。 轻轻地跟在后面走，参观“荣民居委会” 荣民打完仗的时候，还年轻。他们在这里开辟蒿莱，组织了居委会。现在，人老了，居委会也老了，不流行了，但是我很想参观。 同行的台湾朋友说：“可以。但是，要小声点，不要问问题。” 老荣民带领，我跟在他们后面走。 我很高兴，也许从大陆来的人，我是第一个有幸参观他们的居委会的。跟在老荣民后面，心里升起一种又庄严，又神秘的感觉。 几十步路，居委会到了。 我一看，几间宽大的旧屋，门上有一把大锁。 带我们去的老荣民哆嗦着开门，走进屋子，里面很阴暗，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人来过了。我东张西望，我知道，不许我问，就像不许我揭他们的伤疤，许多老荣民的心里都在流血，他们想，自己的青春，自己的一辈子，怎么就关在这样的破房子里？ 我小心翼翼地走，踮脚屏息地看： 墙，已经像大麻子的脸，所有的石灰，已经变黄变黑，凹凸不平，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奖状，挂着大大小小的镜框，表彰他们跋山涉水，参加过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战役；镜框里的照片，是和他们的上级合拍的，有两张是和“蒋委员长”合拍的；此外还有颜色红得发暗的锦旗，记载了战斗的艰苦。有的是在云南游击时和越南、缅甸人打仗，缴获的战利品。 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还有一幅“蒋委员长”亲笔写的嘉奖的话。那是写在宣纸上的。 这些照片保管得不太好，居委会的门虽然是锁起来的，让我们参观时才打开。但“蒋委员长”的手迹也就很随便地贴着，也没有镜框，让人感到，他们已经被社会遗忘了。 听荣民的孩子，我的学生，讲述父母的故事 作为台湾聘请的教授，我每星期都要为本科生、硕士班、博士班的学生上课。在我的课堂里，就有荣民的孩子。 我听过一个荣民的儿子讲他爸爸、妈妈的故事，讲他寂寞的童年： “不知道自何时起，母亲也开始外出工作了，家里常常是空荡荡的。我放学之后无处可去，就在邻旁的土地公庙乱晃，与乡里的小孩子玩耍嬉戏。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小孩也都同我处境相似，家中无大人，又不像当下可以与电视计算机为伍，只好互寻玩伴。 “土地公庙后有一铺水泥的小空地，旁边杂草丛生，常会跳出几只小虫来。小孩们总是在这里玩到天黑才回家吃饭，因为也只有到了天黑，父母们才会回家煮饭给我们吃。 “逐渐地，村子里的大人们几乎都不见了。听说，是由于加班的薪水比较多，而且上夜班的酬劳更多。打那时起，父亲就不回来吃晚餐了，母亲也是昼伏夜出，除了在吃早餐时看到他们，余时我就不晓得他们在哪里了。 “有时，就算是星期日，也是加班到晚上。如今我才明了，暗无天日的加班，是因为工厂订单源源不绝，而工厂资本家之所以能争取到这些订单，当然是因为台湾的工人阶级特别‘温驯耐操’——不了解工会为何物，不知何谓罢工，不敢嚷嚷加薪，更不知道一天的标准工作时间是8小时。 “对父母亲而言，加班费是一笔额外的收入，但他们不能想像也不会想到，和工厂资本家的庞大利润相比，那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毋庸置疑，是我父母和千千万万的台湾工人付出了青春、血泪与健康，才创造了举世惊羡的利润，但在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下，他们却只能分到这块大饼的一小粒饼屑而已。 “父亲的格言是‘拼经济’，是‘钱，永远都不会嫌多，越多越好。有钱不赚，是笨蛋！’母亲告诉我：‘我们比别人笨。别人出一张嘴赚钱，我们要出力赚钱，卖命赚钱。你的命不好，不是出生在有钱人家，我们要多存一点钱让你读书，让你以后不要那么苦。’ “但是，不管再怎么加班再怎么打拼，我们的‘命’是注定了的，我们的一生，不因政治‘民主’与社会‘进步’而有所改变。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中，不知不觉地有了‘命’的概念，加班，是命；有钱，是命；工作，是命；更重要的是，在位者与统治阶级要让我们认命，要让我们深信“命”的价值观，自由、平等与多元，不过是神话罢了。” 我班上荣民的孩子就是这样，即使在他快乐的表情里，也永远有一丝赶不走的忧伤。 失去亲人的老荣民，像失去屏障的破屋子 老荣民地位下降，直接原因，是他们经济地位下降。 荣民每况愈下，说明冷战以后，战争变得不重要了。 有人指出，当初的国军，现在的荣民。出生入死，努力打拼，才有台湾的今天。在台湾的建设中，荣民更是开发的先锋（如横贯公路）。如果没有荣民的努力，就没有今天。我们要饮水思源，“吃果子要懂得拜树头”，不能因荣民老了，非我族类，就不照顾荣民，而删除荣民的预算。而现行制度下对荣民的补助，比贫民还不如，即使调高荣民的生活费，由原来的新台币13100元，增加为13550元，仍低于台北市最低收入老人每月生活补助费15840元，也低于高雄市老人的14828元。荣民是国家的荣誉国民，执政党非但没有好好照顾，还让老荣民落得连贫民还不如，这怎么说得过去？执政党自己花钱，一点不手软，但对非我族类的荣民，却斤斤计较。 台湾政府各机关编制的行政首长“特别费”，动辄三、四十万，且不需原始凭证报销，不需缴税。荣民的给养，比起政府所浪费的预算，真是九牛一毛。 何况，物价比补贴涨得快，补贴也就越来越“缩水”，没有办法。 人老了，没有子女；有子女的，也在大陆。失去子女和亲人的老人，像失去屏障的破屋子，任风吹雨打，窗户洞开，屋檐滴水，靠政府补贴的日子，真的不好过。 “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 当然不能说，对荣民问题，台湾当局没有做过一点努力。公正地讲，他们还是采取了很多措施的，譬如，成立“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服务机构”、设立“荣民之家”，成立“荣工处”，由荣民自己组成土木、营建、环境、机电、空调等工程单位。 对荣民的精神生活和经济上的照顾，他们也考虑到了。近年来制订了“老人福利法”，有“荣民精神生活照顾”、“照顾荣民心理”等条款。 他们还在网上提供荣民就业申请，提供人性化服务；为了让那些身罹疾患的荣民获得适当的医疗条件，还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医院，尤其是精神病医院。强化偏远地区的综合型医院，很多综合医院都采用十科六室新编制，即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牙科、复健科、放射科、医检科、药剂科、护理科，及医务行政室、秘书室、辅导社会工作室、人事室、会计室、政风室，专门为这一地区的荣民、荣眷及全民服务。 此外，在荣民子女奖助学金方面，予以政策倾斜，荣民子女可以申请的奖学金，类别很多，如黎明文化事业基金会大专院校学校奖学金、退辅会清寒荣民子女奖学金、财团法人荣民荣眷基金会荣民子女奖学金、“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荣民遗眷子女奖学金等等。 对长期在大陆居住的老荣民，有关部门也出台了许多政策，制订了养老金的发放办法。应该说做了很多工作。 还有，某些社会团体也很关心老荣民，譬如：荣民村木板房很容易失火，老人是逃生弱者，为提高老荣民的逃生技能，台南市消防局协助荣民之家，举行消防救灾逃生演习。 还有，在中华民族传统的端午节来临之际，从6月16号到22号，热心人组织了一个演出团，在台湾各地18个“荣民之家”巡回表演，著名的台湾演艺界人士为孤独的老人们表演了京剧、相声、数来宝等等精彩节目。他们说：“这些老兵真蛮可怜的，大半辈子都飘零在外头了，现在还只能住在‘荣民之家’里。台湾18个‘荣民之家’，每天都去世一位老荣民，他们的生命真的很脆弱，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很单调，所以趁节日的时候，奉献自己的技艺，让他们开心点。” 但是，所有的做法，还是无法改变“荣民”等于“贱民”的社会地位。许多基本的人生保障，他们还是没有。 老荣民的婚姻，像一堆出土的破破烂烂的旧瓦罐 荣民的婚姻情况很复杂，老荣民的家庭和婚姻，就像一堆出土的破破烂烂的旧瓦罐，破了，脆了，裂开的，补不起来。 他们分几类人： 第一类是妻子在大陆的人。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思念大陆的妻儿；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诗，一部悲剧，自导自演，不愿别人参与，也不愿别人发现，现在老了，才偶然讲出来。 有一个河南来的荣民，随军撤退到台湾的时候，结婚才三天，就匆匆地走了。但他一辈子思念他的结婚才三天的新娘子，后来在台湾，虽然有人介绍台湾女人给他，他不要，在他眼里，天下的女人都比不上他的新娘子，他的新娘子最俊、最好。 有一个从山东来的荣民，来台湾前是27岁，结过婚，在大陆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他日夜思念的就是妻子和孩子，看不上台湾女人；谈起妻子孩子时，他就很兴奋，说： “我那三个孩子，可个个都是儿子。” 又说：“孩子妈，是村上长得最漂亮的媳妇。” 然后，让自豪的表情留在脸上，让人分享。 一部分人，在两岸开放的时候，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像大雁回溯北风一样，千辛万苦地飞，终于回一次家乡，与妻子、孩子团圆。但能梦想成真的，只是极少一部分；绝大多数无钱、无势、无亲人的老荣民，是鸡毛飞不上天，回不了家乡的。 |||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已经死去多年。但是，当年跟他们到台湾的那批士兵，现在又怎样了呢？ ——算命先生说：“每个人的命都是不同的，不能强求。” ——那么，项羽坑秦卒20万，难道这怨死的20万秦卒，都是同一个命吗？ ——算命先生说：“不是的。因为个人的命运，要服从国家的命运。” ——那么，人不就成了宿命的吗？ 算命先生不回答。 有一个族群，命正如此——他们就是当年跟随蒋介石到台湾去的那批士兵，现在称为“老荣民”。 ——题记 “老荣民”：现在台湾的“问题人”“荣民”，是“荣誉国民”的意思。 当年，决堤一般跟国民党溃退到台湾的士兵，许多是从水牛背上抓来的庄稼汉，不知道有多少人做了炮灰。打死的，命苦；活着的，命也苦。 打完仗，用不着他们了，叫他们解甲归田，重新登记，去开山，去架桥，去修路，去干最重、最苦、最累的活。他们打仗的时候是盾牌，建设的时候是锄镐。 不久，社会就把他们甩了，社会改了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以前是比力气，现在是比科技；台湾经济腾飞以后，许多人的钱袋鼓了起来。然而，原来那些出生入死的军人，老了，退了，草一般枯黄了，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迅速离开社会的视线，被人彻底遗忘在角落。虽然名字叫“荣民”，但已成了一大群弱势的“问题人”。 去阿里山，寻访避世的“眷村” 现在的台湾，一般你是见不到老荣民的，不是你不认识他，是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荣民一般住在很偏僻的山区，与社会隔绝，与人群隔绝。 去阿里山，我们寻访了荣民的眷村。 我弄不清，他们是为了“避世”，还是出于无奈？偏僻，更造成了地理和人心的隔膜。 朋友告诉我，就个体而言，荣民可以和社会融合在一起；但就荣民阶层来说，他们则是社会的另类；新种族一般不合群，他们自己住在一起，既不和高山族来往，也不和台北的“城市人”来往，荣民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荣民的语言，是大陆的语言，五花八门的语言，南腔北调的语言，那是遥远的，隔着山，隔着海的语言，是河南话、安徽话和山东话。 谈论的话题也捏不在一起，因此，他们只能孤独，只能与社会隔绝。 你很难想像，在大山中间，在溪流和兰花生长的水涯；在不涉及种族，党派、贫富的真空地带，在远离城市人灯红酒绿，远离原住民张惠妹歌声的地方，他们找到了安身之所。于是，筚路蓝缕，挥铲使锄，开辟蒿莱；在起伏不平的山坡上，辟出一条狭长的空地，建造出两排屋子，人们习惯上把这种荣民聚集的村庄称为“眷村”。 村口，有个木架搭成的门楼，像中国内地五八年大跃进时，在人民公社路口用木头松柏树枝搭成的式样。 眷村的屋子很简陋，一层楼，平屋，也有两层楼的，连在一起，中间不留一点空隙。大概有五、六十户人家吧，门当户对，排排相连，完全是当年国民党军营的格式。两排屋子中间，夹着一条几公尺宽的道路，像一根与外界相通，用来呼吸的管道。 弄不清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式样，也许他们住惯了军营，以为这是天下最好的住宅，最美的式样？也许与防火、防盗有关，一旦有事，家家可以联保？也许，钱不够，为了省钱，只能如此？ 想像五十多年前，这些眷村还是新的，现在已经破旧了。家家门前放着一些塑料桶，墙上挂着菜篮子，一些生活用具零零落落地放在门边。虽然每村只有一个厕所，但是，屋前屋后的花草，点缀得很精心，呵护得很亮丽，使我知道他们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 有的门口停着摩托车，表明了他们与外界仍有联系；但摩托车不是他们的，是他们孩子的。有的孩子在外面工作，经常回家看看爹妈；很多则是单身孤老，在门口晒太阳。 轻轻地跟在后面走，参观“荣民居委会” 荣民打完仗的时候，还年轻。他们在这里开辟蒿莱，组织了居委会。现在，人老了，居委会也老了，不流行了，但是我很想参观。 同行的台湾朋友说：“可以。但是，要小声点，不要问问题。” 老荣民带领，我跟在他们后面走。 我很高兴，也许从大陆来的人，我是第一个有幸参观他们的居委会的。跟在老荣民后面，心里升起一种又庄严，又神秘的感觉。 几十步路，居委会到了。 我一看，几间宽大的旧屋，门上有一把大锁。 带我们去的老荣民哆嗦着开门，走进屋子，里面很阴暗，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人来过了。我东张西望，我知道，不许我问，就像不许我揭他们的伤疤，许多老荣民的心里都在流血，他们想，自己的青春，自己的一辈子，怎么就关在这样的破房子里？ 我小心翼翼地走，踮脚屏息地看： 墙，已经像大麻子的脸，所有的石灰，已经变黄变黑，凹凸不平，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奖状，挂着大大小小的镜框，表彰他们跋山涉水，参加过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战役；镜框里的照片，是和他们的上级合拍的，有两张是和“蒋委员长”合拍的；此外还有颜色红得发暗的锦旗，记载了战斗的艰苦。有的是在云南游击时和越南、缅甸人打仗，缴获的战利品。 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还有一幅“蒋委员长”亲笔写的嘉奖的话。那是写在宣纸上的。 这些照片保管得不太好，居委会的门虽然是锁起来的，让我们参观时才打开。但“蒋委员长”的手迹也就很随便地贴着，也没有镜框，让人感到，他们已经被社会遗忘了。 听荣民的孩子，我的学生，讲述父母的故事 作为台湾聘请的教授，我每星期都要为本科生、硕士班、博士班的学生上课。在我的课堂里，就有荣民的孩子。 我听过一个荣民的儿子讲他爸爸、妈妈的故事，讲他寂寞的童年： “不知道自何时起，母亲也开始外出工作了，家里常常是空荡荡的。我放学之后无处可去，就在邻旁的土地公庙乱晃，与乡里的小孩子玩耍嬉戏。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小孩也都同我处境相似，家中无大人，又不像当下可以与电视计算机为伍，只好互寻玩伴。 “土地公庙后有一铺水泥的小空地，旁边杂草丛生，常会跳出几只小虫来。小孩们总是在这里玩到天黑才回家吃饭，因为也只有到了天黑，父母们才会回家煮饭给我们吃。 “逐渐地，村子里的大人们几乎都不见了。听说，是由于加班的薪水比较多，而且上夜班的酬劳更多。打那时起，父亲就不回来吃晚餐了，母亲也是昼伏夜出，除了在吃早餐时看到他们，余时我就不晓得他们在哪里了。 “有时，就算是星期日，也是加班到晚上。如今我才明了，暗无天日的加班，是因为工厂订单源源不绝，而工厂资本家之所以能争取到这些订单，当然是因为台湾的工人阶级特别‘温驯耐操’——不了解工会为何物，不知何谓罢工，不敢嚷嚷加薪，更不知道一天的标准工作时间是8小时。 “对父母亲而言，加班费是一笔额外的收入，但他们不能想像也不会想到，和工厂资本家的庞大利润相比，那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毋庸置疑，是我父母和千千万万的台湾工人付出了青春、血泪与健康，才创造了举世惊羡的利润，但在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下，他们却只能分到这块大饼的一小粒饼屑而已。 “父亲的格言是‘拼经济’，是‘钱，永远都不会嫌多，越多越好。有钱不赚，是笨蛋！’母亲告诉我：‘我们比别人笨。别人出一张嘴赚钱，我们要出力赚钱，卖命赚钱。你的命不好，不是出生在有钱人家，我们要多存一点钱让你读书，让你以后不要那么苦。’ “但是，不管再怎么加班再怎么打拼，我们的‘命’是注定了的，我们的一生，不因政治‘民主’与社会‘进步’而有所改变。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中，不知不觉地有了‘命’的概念，加班，是命；有钱，是命；工作，是命；更重要的是，在位者与统治阶级要让我们认命，要让我们深信“命”的价值观，自由、平等与多元，不过是神话罢了。” 我班上荣民的孩子就是这样，即使在他快乐的表情里，也永远有一丝赶不走的忧伤。 失去亲人的老荣民，像失去屏障的破屋子 老荣民地位下降，直接原因，是他们经济地位下降。 荣民每况愈下，说明冷战以后，战争变得不重要了。 有人指出，当初的国军，现在的荣民。出生入死，努力打拼，才有台湾的今天。在台湾的建设中，荣民更是开发的先锋（如横贯公路）。如果没有荣民的努力，就没有今天。我们要饮水思源，“吃果子要懂得拜树头”，不能因荣民老了，非我族类，就不照顾荣民，而删除荣民的预算。而现行制度下对荣民的补助，比贫民还不如，即使调高荣民的生活费，由原来的新台币13100元，增加为13550元，仍低于台北市最低收入老人每月生活补助费15840元，也低于高雄市老人的14828元。荣民是国家的荣誉国民，执政党非但没有好好照顾，还让老荣民落得连贫民还不如，这怎么说得过去？执政党自己花钱，一点不手软，但对非我族类的荣民，却斤斤计较。 台湾政府各机关编制的行政首长“特别费”，动辄三、四十万，且不需原始凭证报销，不需缴税。荣民的给养，比起政府所浪费的预算，真是九牛一毛。 何况，物价比补贴涨得快，补贴也就越来越“缩水”，没有办法。 人老了，没有子女；有子女的，也在大陆。失去子女和亲人的老人，像失去屏障的破屋子，任风吹雨打，窗户洞开，屋檐滴水，靠政府补贴的日子，真的不好过。 “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 当然不能说，对荣民问题，台湾当局没有做过一点努力。公正地讲，他们还是采取了很多措施的，譬如，成立“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服务机构”、设立“荣民之家”，成立“荣工处”，由荣民自己组成土木、营建、环境、机电、空调等工程单位。 对荣民的精神生活和经济上的照顾，他们也考虑到了。近年来制订了“老人福利法”，有“荣民精神生活照顾”、“照顾荣民心理”等条款。 他们还在网上提供荣民就业申请，提供人性化服务；为了让那些身罹疾患的荣民获得适当的医疗条件，还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医院，尤其是精神病医院。强化偏远地区的综合型医院，很多综合医院都采用十科六室新编制，即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牙科、复健科、放射科、医检科、药剂科、护理科，及医务行政室、秘书室、辅导社会工作室、人事室、会计室、政风室，专门为这一地区的荣民、荣眷及全民服务。 此外，在荣民子女奖助学金方面，予以政策倾斜，荣民子女可以申请的奖学金，类别很多，如黎明文化事业基金会大专院校学校奖学金、退辅会清寒荣民子女奖学金、财团法人荣民荣眷基金会荣民子女奖学金、“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荣民遗眷子女奖学金等等。 对长期在大陆居住的老荣民，有关部门也出台了许多政策，制订了养老金的发放办法。应该说做了很多工作。 还有，某些社会团体也很关心老荣民，譬如：荣民村木板房很容易失火，老人是逃生弱者，为提高老荣民的逃生技能，台南市消防局协助荣民之家，举行消防救灾逃生演习。 还有，在中华民族传统的端午节来临之际，从6月16号到22号，热心人组织了一个演出团，在台湾各地18个“荣民之家”巡回表演，著名的台湾演艺界人士为孤独的老人们表演了京剧、相声、数来宝等等精彩节目。他们说：“这些老兵真蛮可怜的，大半辈子都飘零在外头了，现在还只能住在‘荣民之家’里。台湾18个‘荣民之家’，每天都去世一位老荣民，他们的生命真的很脆弱，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很单调，所以趁节日的时候，奉献自己的技艺，让他们开心点。” 但是，所有的做法，还是无法改变“荣民”等于“贱民”的社会地位。许多基本的人生保障，他们还是没有。 老荣民的婚姻，像一堆出土的破破烂烂的旧瓦罐 荣民的婚姻情况很复杂，老荣民的家庭和婚姻，就像一堆出土的破破烂烂的旧瓦罐，破了，脆了，裂开的，补不起来。 他们分几类人： 第一类是妻子在大陆的人。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思念大陆的妻儿；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诗，一部悲剧，自导自演，不愿别人参与，也不愿别人发现，现在老了，才偶然讲出来。 有一个河南来的荣民，随军撤退到台湾的时候，结婚才三天，就匆匆地走了。但他一辈子思念他的结婚才三天的新娘子，后来在台湾，虽然有人介绍台湾女人给他，他不要，在他眼里，天下的女人都比不上他的新娘子，他的新娘子最俊、最好。 有一个从山东来的荣民，来台湾前是27岁，结过婚，在大陆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他日夜思念的就是妻子和孩子，看不上台湾女人；谈起妻子孩子时，他就很兴奋，说： “我那三个孩子，可个个都是儿子。” 又说：“孩子妈，是村上长得最漂亮的媳妇。” 然后，让自豪的表情留在脸上，让人分享。 一部分人，在两岸开放的时候，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像大雁回溯北风一样，千辛万苦地飞，终于回一次家乡，与妻子、孩子团圆。但能梦想成真的，只是极少一部分；绝大多数无钱、无势、无亲人的老荣民，是鸡毛飞不上天，回不了家乡的。 ||| 第二类是结过婚，妻子在大陆，又在台湾重新结婚的。 五十年代，由战争转入建设的时候，台湾所有的军人要重新登记，不少人此时改名换姓，虚报年龄，少报个3岁、5岁，甚至10岁、8岁。年轻一点，以后好找工作，也便于再讨老婆。有些人重新成了家，娶了妻子，生了孩子。但这部分人，境遇也不怎么好。 因为肯嫁给荣民的，以离过婚的女子，从娼过的女子，甚至弱智的女子比例为高。那些人也都是没有办法，被逼嫁给老荣民的。 根据调查，从娼过的母亲，婚后家庭暴力比较多；弱智的女子，出事的较多。有一位82岁的老荣民，前年娶了中度智障的林姓女子，她生下一名小孩后，一个月前在大雪山山区走失，老荣民哭告无门。 老荣民与年轻貌美的“大陆新娘” 现在，情况有了一点转机，两岸政策放松以后，海峡可以通婚，台湾的老荣民，可以娶年轻貌美的大陆新娘。 在台湾，婚姻介绍的中介很多，他们特别瞄准老荣民，把老荣民看成是他们的“摇钱树”。有关大陆新娘的广告很多，一个比一个漂亮。那些中介机构标榜：只要在家观看录像带，选好对象，付10万新台币即可办好两岸婚姻。 中介者为了赚钱，利字当头，老荣民热衷黄昏恋，却不顾大陆新娘来台后，可能因年龄差距，性格不合，导致后来的离婚，甚至沦入色情行业等问题。 有专家指出，不少明明是老荣民孙辈的妙龄女郎，愿意嫁给迟暮老荣民的原因，是台湾有政策，荣民遗眷每月可以领取荣民的一半退休金。 据统计，目前已有1.9万余位老荣民，娶了大陆新娘。老荣民平均可以活到70多岁，大陆新娘现在的平均年龄为44岁。就是说，大陆新娘将比荣民新郎多活几十年，以现有的大陆新娘计算，台湾财政将支付430亿新台币。 大陆新娘逐年增加，引起台湾政界人物的恐慌。有人又提出修法，是不是让娶大陆新娘的荣民，改成领一次性退休金？ 都是海峡“造的孽” 第三种是从来没有结婚，一辈子落空的老荣民。已经七、八十岁了，没有家庭，没有女人，又渴望家庭和女人。 于是，就有女子利用色相行骗，台北市西门町出现女骗子，利用美色和同乡心理，主动向老荣民搭讪，趁机下药迷昏老荣民后搜刮财物。如有一个姓宋的老荣民，被一个漂亮女子迷惑，被灌迷汤，服下FM2管制药品，导致昏迷，被劫去财物，险些丧命。 更有甚者，前不久在新竹，四位老荣民集体猥亵两名国小女学生。村子里惊传新闻：四位老伯伯全部超过80岁，两名女学生才四年级、五年级，连警方都大吃一惊。报上刊登：“来，让我抱抱。”摸摸小脸，摸摸胸部，摸摸下面，不知道已经犯罪了。高雄有一位老荣民，涉嫌性侵害数名女学生，这些都是老荣民的“桃色新闻”。 还有些没有妻室的老荣民耐不住寂寞，便去嫖娼，这种情况，以台北最为严重。 这些老荣民聚集在某些偏僻的酒店或咖啡店，寻找对象，一些专做此类“生意”的皮条客，将从福建偷渡来的“大陆妹”，介绍给老荣民。 有摄影记者扮作喝咖啡的人，用隐藏起来的摄像机拍摄，拍到了不少老荣民在桌子下面，用手摸大陆妹大腿的照片。这些该死的照片，都毫不留情地刊登在报纸、杂志上。 台湾的“公娼”已经禁止了，但偷渡来的大陆妹源源不绝，过几天，就有抓获大陆妹偷渡船只的照片和报道，偷渡卖淫，还不时夹有俄罗斯的女孩子。 按照台湾现行的法律，嫖娼是有罪的。但是，对于老荣民，大家都很同情，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的，不再认真。只有读了这些消息的人们，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是谁造的“孽”？是政治，还是军事？是战争，还是历史？是老荣民自己，还是把亲人活生生隔开的那一条海峡？ 我的姑夫也是老荣民 我所以关心台湾荣民问题，因为我的姑夫也是一位老荣民。 那是我从小听大人说了不知多少遍，并在小姑满眼的泪水里产生的抹不去的想法。多少年了，我总想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到台湾找回姑夫，让我的姑夫、小姑和他们的三个儿子——我的三个表哥，在失散55年后大团圆。 机会竟然来了。现在，我已飞过海峡，来到海峡的那一边。 于是，我利用难得在台湾大学教书的机会，从报纸、杂志、网上搜寻老荣民的消息，寻找我姑夫的下落。 我的姑夫是从南京撤退到台湾的，此后，便音信全无。 因为姑夫在台湾，小姑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被批斗、游田，^造**派把她和十几棵树捆在一起，说她偷了公社大队的树。 因为姑夫很早就去了台湾，小姑家里穷，成分又不好，反革命家属，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我的表哥，他们全都讨不到老婆。 事情拖到后来，我那一表人才的二表哥，只能讨了个弱智老婆，退回去，又舍不得。我愤怒地想，这种命，和台湾的老荣民有什么两样？ 对此，我要讨个说法，我必须找到姑夫，把小姑在家吃苦的情况讲给他听。 一个大陆人和荣民交谈，在台湾，即使不被禁止，也有点犯忌。 虽然，我可以和荣民的儿子，我的学生谈毛泽东，谈国共两党合作，但在乡下，和真正的老荣民面对面，还是不能多谈。 和我交谈的老荣民，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乡音一点没变。 姑父是安徽人，因此，凡是说安徽话的，我就反复朝他的脸看。我并没有见过姑夫，但我可以用我三个表哥的模样，在老荣民的脸上找姑父的影子，家里人都说，小表哥李生甫最像他。 我在台湾半年，托朋友找，在网上找，几经努力，没有结果。 虽然我不言放弃，但是阿里山太大，太深了，姑夫很可能改了姓名，叫我到哪里去找呢？因此，我愿意把每一个和我认识的老荣民，都当成我的姑父。 半年以后，我回到了海峡的这一边。乡下来了长途电话：小姑在今年五月初七死了。她一辈子都想念她在台湾的丈夫，想到后来，都想得麻木了，想得没有力气了。但是，在她闭眼前，没有等到分离半个多世纪丈夫的消息。我的大表哥身体也不好，医生说，活一天算一天了。 我的心，突然被一阵巨大悲哀所压倒—— 因为我想到，悲惨的不仅仅是在台湾的老荣民，还有我的小姑，我的三个表哥，以及跟他们有着相同遭遇的人。 台湾的老荣民 曹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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