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学术看得很重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江蓝生
赵长才、杨永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祖生利：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人物简介：江蓝生，1943年11月出生，女，汉族，湖北沔阳人，中共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文史哲学部主任。1981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毕业，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科评审组组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学术专长为汉语历史语法与词汇。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赵长才、杨永龙、祖生利（以下简称问）：江先生您好！作为汉语学界有重要影响的著名语言学家，可否请您介绍一下您是怎样走向语言学研究道路的？ 江蓝生（以下简称江）：1962年夏，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中文系从一年级就分文学、语言、古典文献三个专业，因此刚进校门不久就面临选择专业的大事。我和绝大多数考入中文系的青年人一样，满脑子做的是文学梦，当时很少有人报语言专业，系里就请朱德熙先生给新生做动员。朱先生知识渊博，口才极好，他把语言学介绍得那么有用，那么有趣。我至今记得他说，学了语言学，你就能知道孔夫子是怎么讲话的。我被朱先生的介绍打动了，在考虑了自己的客观条件后，就选择了语言专业，可以说是朱德熙先生最初把我引进了语言学的大门。那时候王力先生等老一辈语言学家已经基本不授课了，给我们上专业课的都是一班风华正茂的中青年教师，如唐作藩、郭锡良、石安石、裘锡圭、陆俭明、王福堂、王理嘉、符淮青等先生，现在他们早已是国内外知名的语言学家了。 那个年代政治运动、社会实践很多，当上到四年级时，又开始了十年动乱，因此学业上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和同学们常有入宝山而空归的遗憾。 1978年恢复了研究生考试，我很幸运地成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入室弟子，学习近代汉语专业。这个专业由吕先生首创，刘坚先生作为他的助手具体辅导。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走上了专业研究语言学的道路。 问：在学术研究方面谁对您的影响最大？您能具体谈谈吗？ 江：当然是吕叔湘先生。在为学和做人两方面吕先生对我都有很大影响。 从1978年入学到1998年吕先生去世，我前后从先生学步20年，耳闻目睹，对先生的为人和治学有一些了解和感悟，我想可以从四个方面对他的治学思想、治学态度谈一点认识，而这些也正是他深刻影响我的地方。 第一，辩证、科学的学术思想。 作为语言学大师级的学者，吕叔湘先生治学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具有辩证的学术思想，这是一般学者很难达到的境界。吕先生在《把我国语言学科学推向前进》一文中，阐述了语言研究如何处理中和外、虚和实、动和静、通和专等几对关系，集中反映了他的辩证、科学的学术思想。 在对待中和外关系上，吕先生很注重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始终把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当作研究汉语自身规律的工具和桥梁。他批评了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对国外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的偏向，也批评了不结合中国语言实际，空讲、照搬外国学说的偏向。虚和实指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吕先生强调既要重视理论研究，也要注意调查语言事实。在处理动和静的关系上，吕先生认为偏重书面材料，忽视口头材料的倾向是不对的。他特别鼓励研究人员多做口语调查，多注意活的语言材料。吕先生对处理好通和专的关系非常重视，指出语言学研究的几个方面（语音、词汇、语法）是有机联系的，不可有所偏废。要求我们搞历史语言的也要了解现代汉语，中文出身的要多学习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学外文的则要读一些古书。他指出“画地为牢不是好办法，目光局限，不利于进步”。 第二，坚韧、刻苦的奉献精神。 我想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吕先生的奉献精神，1955年国务院责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现代汉语词典》，主编的任务落在了吕先生身上。在编写过程中，先生以坚韧的毅力和对自己近乎残酷的工作态度，每天工作长达12个小时，竭尽全力投入到了词典编纂工作。也正是因为吕叔湘、丁声树等先生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和呕心沥血的奉献精神，才使我国辞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汉语词典》得以诞生。 第三，严谨、务实的学风。 吕先生晚年在一份自述简历中把自己的治学原则总结为“强调广搜事例，归纳条理，反对摭拾新奇，游谈无根”。他强调搞研究、写文章一定要占有丰富的语言材料，要凭材料说话，决不能空口说白话。他经常告诫我们用材料尽可能用第一手材料，因为第二手材料有时候不可靠。他特别提醒我们，做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阅读和了解前人和时贤的有关论著，千万不能闭目塞听；参考了别人的论著，应该一一注明，即使是平时口头交谈听来的，写文章时也要注明是某某人说的，不能“窃为己有”。吕先生强调，做学问既要务实，又要立意创新，写文章要有新意，不重复别人炒冷饭。 吕先生对自己要求严刻，对自己的学生和同事要求也严，他见不得做学问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见不得对工作马虎、草率，掉以轻心。他给我们审看文章时，不仅关注选题和文章框架结构，而且还亲自动手核对材料，查找出处。有一次我把写好的一篇文章交给吕先生看，先生批改得很仔细，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最让我汗颜的是，我这篇文章中有一条材料是从唐代类书中转引的，没想到吕先生亲自查到了原始出处，并将原文用红笔抄在旁边，我看了后顿时羞愧难当，仿佛听到先生在批评我：做学问怎么能偷懒取巧？从此我将此事引为教训，不是万不得已，绝不使用第二手材料。 第四，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 吕先生不是那种只埋首书斋进行个人研究的学者，也不是那种把自己划定在一个狭小研究领域的学者。他学术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十分关注社会的语文生活，关注语言学怎样为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发挥作用。 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吕先生的道德文章，他对我的教诲和期望一直激励着我，成为我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除了深受吕先生的影响外，还有两位先生对我的学术成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位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太田辰夫先生，另一位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梅祖麟先生。1987年我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一年，参加了当时任教于京都产业大学的太田辰夫先生主持的研读会，太田先生在学术的敏锐和准确的判断力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梅祖麟先生有关语法史、方言本字考方面的论文，在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上都对我有许多启发和帮助。 问：先生早期是研究近代汉语词汇史的，在虚词源流的个案考释以及断代词汇史的系统研究方面都卓有建树。能否谈谈您是怎样进入到这一领域的？经历了怎样的研究历程？ 江：我最早是从历史词汇研究开始的，在吕叔湘、刘坚二位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敦煌写本〈燕子赋〉两种校注》，便是以敦煌变文文献的校注入手，通过学位论文的写作，获得了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等多方面的学术训练。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为我后来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还很少有对敦煌变文等俗文学作品进行全面校注的成果，这篇论文是较早实践的一篇。 研究生毕业后，我继续在汉语词汇史领域深入探索，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先是从词汇的个案考证开始，比如《“影响”释义》、《“举似”补说》、《说“兀自”》、《语词探源笔记选录》等，都是这一时期写的。 第二个阶段，进入到专书词汇的研究。对一些在近代汉语史上有价值的口语语料进行梳理，考察其词汇面貌。《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游仙窟〉漫笔》和《重读〈刘知远诸宫调〉》等，集中体现了这一阶段的研究。 第三阶段，对断代语言做综合研究。为了掌握近代汉语词汇的来龙去脉，我阅读了大量与隋唐相邻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尝试对反映这一特定时期的词汇系统进行综合研究。我们知道，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虽然用文言写成，但其中大部分作品的语言风貌与同时期其他文言作品是很不相同的：叙事比较接近口语，对话中的口语成分更多，比较能反映这个时期的词汇和语法面貌。1988年出版了专著《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吕叔湘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我觉得她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填补了汉语词汇史上的一个空白。”郭在贻先生逐项评述了该书在求证、祛惑、通文三方面的长处，也指出了个别词语溯源未尽、释义未确的不足。他的评价是客观中肯的。 第四个阶段则是对整个近代汉语词汇进行纵的梳理。为系统总结国内外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已取得的成果，我约请刘坚先生共同主编了《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系列，下分《唐五代语言词典》、《宋语言词典》和《元语言词典》，并与曹广顺先生一起编撰其中的《唐五代语言词典》。这套语言词典收词时不仅贯彻词汇史的观点，同时也力求贯彻语法史的观点。这三本断代语言词典的编撰为系统研究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做了有益的基础工作，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起了一点推动的作用。 问：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您的文章理论色彩更为增强，材料搜集更加详尽，研究视角更加开阔，研究方法也更加科学严密。像您提出的“类同引申”的概念、词语考释中演绎法的运用等，对近代汉语语词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今后的研究也具有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意义。请您结合具体研究再着重谈一谈在词汇史研究领域您的一些理论思考和方法论上的创新见解，好吗？ 江：我就具体结合两篇文章，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体会吧。 第一篇《相关语词的类同引申》（1994），这篇论文是探讨词义演变规律的理论文章，讨论在聚合关系中，相关语词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或义类相关的词之间相互影响而发生的类同方向的引申。这篇文章不仅是对此前已有的许嘉璐“同步引申”说、蒋绍愚“相因生义”说的进一步阐发，而且提出了自己的许多新的理论见解。比如文章指出，有些多义词，只要其中有一个义项相同，就能够以这个意义为基础发生类同引申；类同引申有时不是词义本身引申的结果，而是相同语境造成的；词义的类同引申不同于词义的沾染；有些近义词不仅能发生类同引申，而且还能互相通借；反义词（包括意义相对的词）发生类同引申时，有的引申义相同，有的引申义仍旧相反。 第二篇文章是《演绎法与近代汉语词语考释》，这可以看作是我自己多年从事词语考释的方法总结。我们知道，以往传统上考释词义，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是归纳法，这一方法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单单使用归纳法会有一定的局限。比如当被释词语只有孤例时，归纳法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有时尽管搜集到数个例子，但分属于不同的义项，也跟孤例差不多。其次，只根据上下文归纳词义，有时也不易捕捉词语的核心意义，容易随文释义。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当归纳法不能奏效时，可以尝试用演绎的方法，也就是用语言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来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演绎法的使用是以我们对汉语发展史中许多语言事实和普遍规律的认识为基础和前提的，掌握的语言事实和普遍规律越丰富，运用演绎法的余地也就越广阔。在那篇文章中，我从合成词中联合结构的同义复词居多、类化构词现象、相关词义的类同引申、词义的通借现象等四个方面举例说明了如何运用演绎法来考释近代汉语的词语。演绎法有时不仅能解决归纳法解决不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我们对词义的理解上升到理性的阶段，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不过，我觉得有必要强调的是，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再好的方法如果使用不当，也会事与愿违。用演绎法推出的结论，一定要经过认真的论证，否则只能是一种假想。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最好能够把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起来使用，在使用演绎法时要贯彻合理推测、小心求证的原则。 问：不少学者，研究词汇就只研究词汇，研究语法则只研究语法。先生除了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外，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也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您对近代汉语语法的关注和研究也是很早就开始的。请问，您又是怎样走上历史语法研究道路的？ 江：还得从吕先生说起。研究生毕业后，我记得是1982年1月13日，先生约我到他家谈话，他说：“你研究生时期主要学习词汇，这是可以的，但从今后长远来看，不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应该搞一些语法、语音问题，要了解整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纵的、横的都要有较全面的认识，当然自己研究要有重点。现在有些人把自己划在一个圈子里，这种现象很不健康。”关于我今后的工作，吕先生说：“我给你出一题目——‘研究历史语法的方法’，一万字左右。写这种文章有实践更好，但你把别人的文章总结一下，借写这篇文章做一番整理工作，找出一些规律来，可以推动自己的学习。”吕先生让我着重从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册、太田辰夫先生《中国语历史文法》、他自己的《汉语语法论文集》以及丁声树先生的几篇古汉语论文中体会研究方法。我照着吕先生的话去做了，他看了文章后说：“该说的你都说到了，但是这篇文章不要发表，等你自己今后有了切身体会再说。” 正是有吕先生的循循善诱和精心指导，我才能够自觉而又尽快地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才有了后来在语法研究方面的发展。而最直接接触近代汉语语法并进入该领域，则是从1982年下半年协助吕先生整理《近代汉语指代词》开始的。以此为契机，认真、系统地重读了前辈大师们有关历史语法的论著，更有幸借助这一机会，时时聆听吕先生更为具体的指导。 问：先生在汉语语法史研究方面涉猎很广，这些年来您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在研究方法方面有什么追求和特点？ 江：在汉语语法史研究方面，我研究的内容或者说所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虚词源流与语法化问题，二是语言接触问题。 在撰写语法论文时，我很重视材料的搜集，力求每一篇文章在材料上有新的发现，在观点上有新的推进。要求自己不仅要善于发现问题，细致、准确地描写语言事实，而且还要着力对这些语言事实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解释。在研究方法上，我一方面学习和继承吕叔湘先生把语音、语义、语法结合起来综合考察的路子，另一方面一直努力将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历史文献材料与现代活的方言材料相结合。 问：在您有关语法史研究的文章中，特别重视对语法现象的“探源”，甚至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文集也是以《近代汉语探源》为书名。这似乎可以看作是您研究风格的一种体现。可否请您结合代表性著作谈谈在虚词探源方面的研究方法或研究心得？ 江：从事语法研究，特别是做近代汉语的语法史研究，对某种语法现象进行细致的描写当然很重要，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追本溯源，搞清语言现象的来龙去脉更为重要。而这往往比较困难，也更具有挑战性，这也正是我个人的学术追求和兴趣所在。 虚词源流的考求虽然大多是对个案的考察，具体到每一篇，所采用的方法可能不尽相同，但仍然是有其共性存在的。我自己觉得《说“么”与“们”同源》（1995）一文也许可以看作是这方面文章的一个代表，下面着重结合这篇文章的写作来谈一谈研究的心得和体会。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吕叔湘、太田辰夫等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拓深，在掌握充足语言材料的前提下提出设想，并加以论证的。文章从“何等”作疑问代词、“彼等”、“公等”表示复数的某一类人出发，根据同义词类同引申的规律，提出疑问代词“甚么”的“么”（其前身为“何物”、“是物”的“物”）跟复数词尾“们”同源的假设。认为“物”的“等类、色样”义是连接这两个语法范畴的纽带。文章从连续式音变和叠置式变异两方面解释了语源“物”跟唐代以来的复数词尾用字“弭、伟、每”以及“懑、门 、们”之间的同源关系；列举文献资料和现代方言的例子说明“么”与“们”之间的同源关系；最后总结了实词“物”语法化的四个特点。去年有个学者的论文指出，江西安福方言的复数词尾就用“物”，我很高兴，这说明自己的假设不是妄说。 通过这篇文章我想说明的是，词语的考源，尤其是对具有语法意义的虚词的考源，绝不可能只从词汇或语法单一的角度就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而是需要将语音、词汇、语法甚至文字字形等多方面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才有可能使所讨论的问题得到较为完满的解决。“么”与“们”之间的同源关系就涉及到了语音演变的方式（连续式音变和叠置式变异）、词义扩展的规律（同义词类同引申）、语法发展（从实词到虚词再到词尾的语法化）以及字形的变化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只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历时演变中各自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厘清“么”与“们”之间同源关系的脉络。另外，考察虚词的源流也不能只看重历史文献资料，要能联系活的语言材料，尤其是现代方言的材料。这两点其实也正是吕叔湘先生所倡导的，我一直努力使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些。 问：您刚才谈到的这些体会对我们晚辈特别具有指导意义，您的这篇文章角度新颖，思路开阔，材料丰富，实际上已经成为从具体问题的讨论中总结实词语法化特殊规律的一个典范。我们在读您另外一些有关虚词探源的论文时，也都深切感受到了这样的风格特点。而像您的《疑问副词“可”探源》以及修改后收于《近代汉语虚词研究》一书中讨论“颇、可（岂、宁、敢）、还”等一组疑问副词的文章，则已不单单是对某一个虚词的考源，更涉及到了同类的一组词。 江：是的。你们提到的这篇文章在写法上似乎与单个虚词的考源有些不同，但实际上也都贯穿着同样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首先是对语言事实的描写应该力求全面细致，分析要有理有据；其次，尽量在描写的基础上对语言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比如关于“颇”的疑问副词用法，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六朝助字小记》中已经注意到了。我的这篇文章则结合句型、用法详细考察了“颇”的历史演变、使用区域及其用作疑问副词的原因等，论述也就更为全面、深入了一些。文章论证助动词“可”为反训词（有可与不可二义）：作“可”解者，经由“岂可”一环而表示反诘；作“不可”解者，经由“颇（叵）”表示推度，因而“可”除表示反诘问外，在唐五代又可表示推度问。这是一个新发现。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我发现在同一系统内的疑问副词大都经历了先表反诘，后扩大功能而兼表推度这一演变规律。其中，“可”表推度就是受了“岂”和“宁”的类化，而且从反诘在先、推度在后来看，表推度的用法当是从表反诘的用法引申而来的。这样就把一些孤立地看起来似乎不相关联的虚词，纳入到了同一系统中。尽管“颇、可（岂、宁、敢）、还”等并不都处于同一共时层面，但它们在汉语历时发展演变过程中是彼此相互关联的一组虚词，通过对这一组词历时的考察，可以揭示疑问副词系统演变的总体规律。 问：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外一些著名的语言学著作和较成熟的语法理论、方法被引进到国内的语言学研究中来，您在这方面身体力行，不仅亲自翻译介绍了许多著作，而且在将国外新的理论方法运用到汉语史的研究方面，也都始终站在学术的前沿。请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工作和代表作品。 江：在介绍国外的语言学著作方面，我主要结合自己的学术方向，与白维国先生合作翻译了三部日本著名学者的著作：太田辰夫的《汉语史通考》（1991）、志村良治的《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1995）和香坂顺一的《白话语汇研究》（1997）。应该说，这三部著作，连同此前蒋绍愚和徐昌华两位先生合译的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87），都是至今从事汉语史研究的学者案头必备的重要参考资料。 至于我自己在把国外语法化理论方法运用到汉语研究史方面所做的具体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论文中：《语法化的语音表现》（1999）、《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由来》（1999）、《时间词“时”与“后”的语法化》（2002）、《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化》（2004）、《“VP的好”句式的两个来源——兼谈结构的语法化》（2005）等。例如： 《语法化的语音表现》以“V+X+NL”句型（V为动词，X为介词，NL为处所名词）中介词X为例，探讨音变与语法化程度之间的对应关系。进一步论证明清白话文献中写作“的”的X成分是“著”的轻读音变。通过对山西、山东一些方言点“著”字的不同音变情况的调查，说明这些共时平面上的差异可以看作“著”字历时音变的反映，同时也可以作为“著”字语法化程度的表现。文章从理论上对相关的语法现象进行了总结，认为语法化是一个连续的渐变过程，伴随着语法化而产生的音变现象也是一个连续的渐变过程；实词由实变虚后往往还会持续虚化，与此相应，音变也不会戛然而止，总的趋势是不断简化，离本字的读音越来越远，直至演变为零形式。这篇文章从典型句式中有关成分的音变来探讨其语法化程度的表现，将古文献材料跟现代方言材料结合起来，对探讨有关语法化的理论问题作了有益的尝试。 《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由来》一文以汉魏六朝白话资料中的处所名词“所”和“许”用作领格助词的现象为突破口，论证了处所词、方位词演变为结构助词的可能性。即在“名+方+名”结构中，方位词位于结构助词“之”的位置上，当方位词词义完全虚化时，通过重新分析，方位词就充当了结构助词。这篇文章在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有关资料，从新的角度对结构助词“底”的由来做出了解释。文章的论证和结论得到了不少国内外同行的肯定，被认为是迄今为止较为合理的解释。 《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化》一文提出了“跨层非短语结构”的概念，深入探讨了“的话”在词汇、句法、语用功能上的历时演变，特别是指出了“的话”的“话”在近代白话中具有指代作用，从而能够发展出后来的种种用法，为最后论证解释“的话”的功能发展奠定了基础。 问：作为语言演变的一个动因，语言接触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像汉语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外族语言有长久而广泛接触的语言，由接触所引发的语言演变更是值得关注。但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尤其对汉语语法史中的语言接触问题，仍处于起步阶段。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请介绍一下您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情况。 江：研究汉语史，尤其是研究近代汉语语法史，语言接触可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多语言现象都会涉及到这一问题。较早发表的《后置词“行”考辨》（1998）和《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1999）两篇文章，是在读了其他学者发表的有关文章之后，心存疑问，才作进一步探讨写成的。 关于后置词“行”，历来有不少学者将其看作是蒙古语格助词的译词。我在《后置词“行”考辨》中对后置词“行”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论证，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宋元明文献中有后置词“行”的句子应分为两式：A式，动/介+N行（+VP）；B式，N行+ VP。从句型角度看，A式是汉语古已有之的，B式才是元代受蒙古语语序影响而出现的新句型。最后考定后置词“行”其身份原本是个汉语词。 汉语的“叫”、“让”既可表示使役，又能表示被动，一些著名学者如日本汉学家桥本万太郎却认为汉语这种使动、被动共同标志的现象有阿尔泰语系的背景。我在《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一文中对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的现象是非形态语言的汉语在词法上“施受同辞”这一本质特点决定的，跟阿尔泰语系的影响没有关系。该文的另一贡献在于论证了汉语的给予动词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自古至今都是既可表使役，又可表被动的，也就是说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的特点集中体现在给予动词上；现代汉语北方使役标志兼表被动反映的是唐代以来的历史层次，而南方方言用给予动词兼表使役和被动反映的是上古的历史层次，二者只有词汇选择上的而无语法类型上的差异。除了上面两篇文章之外，《助词“似的”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1992）、《从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式的发展》（1999）、《老乞大语序研究》（2000）和《语言接触与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2003）等一系列论文，也都是从具体的问题入手，深入探讨了在语言接触状态下，汉语是如何与外族语言发生互动的。 问：您对语言接触方面的这些开拓性研究成果，不仅为深入探讨汉语语法发展规律作出了贡献，而且为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和借鉴。请您就从事语言接触方面的研究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谈一谈看法。 江：从我自己的研究体会来看，我觉得在研究语言接触这类专题时，首先态度一定要谨慎，不要有先入为主之意，应从具体语言事实出发，对相关语言现象进行详尽的历史考察和分析判断，只有这样，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才会比较稳妥可信。其次，在这类专题研究中，要能够突破以语言同质说为基础的历史比较法的局限，以语言是非同质系统的理论为指导，从语言接触所发生的互相影响和渗透去分析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并注意总结汉语在接受外族语言影响时的动态变化过程。 以我自己的《助词“似的”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和《从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式的发展》这两篇讲比拟助词和比拟式的文章为例，我首先通过对汉语比拟式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梳理了它的发展轨迹和脉络。注意到自先秦至唐宋，汉语的比拟式全式为“V+X+Z”（V为像义动词，Z为比拟助词），简式为“X+Z”，其语法功能是作谓语。但是金元时期出现的新的比拟式前面不用像义动词，后面一定要有NP或VP，比拟结构“X似/也似”本质上是个修饰语，不能独立运用，不能作谓语，跟此前的比拟式在形式和功能上迥然而异。如何解释这种不同？这就需要在考察历史语言现象时，跳出历史比较法的框框，考虑到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否可能有语言接触所带来的影响，也就是尝试从语言渗透、语言融合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通过详细的论证，我指出这种比拟式确实是受阿尔泰语（主要是蒙古语）语法影响而产生的，是对阿尔泰语（主要是蒙古语）比拟式的直译，元明时期的比拟式正应如此解释。但仅注意到这一点还不够，文章又进一步说明汉语在接受蒙古语的比拟式影响时，经历了一个从模仿照搬蒙古语语序到逐步调整、改造，从而纳入汉语语法体系的过程。这样就比较完满地解决了汉语比拟式历史发展演变的问题。这两篇文章发表后，为阿尔泰语在语序方面影响汉语语法提供了确凿的实例，引起了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兴趣和认同。 问：辞书可以说是各类出版物中编纂难度最高的品种之一。辞书的编纂是一个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一部大型的、高质量的、权威性的工具书，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学术水平。但主持编纂这样一部工具书，所要面对的困难，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先生过去曾编纂过《唐五代语言词典》、《近代汉语词典》等，深知个中甘苦，现在担任《现代汉语大词典》主编，请问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承担这一艰巨工作的？ 江：众所周知，由吕叔湘、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是我国辞书史上的里程碑，在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现代汉语词典》毕竟是部中型辞书，在收词、释义等方面都受到了篇幅的制约。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语言也不断随之发生剧烈的变化，处在空前活跃的状态，新词、新义层出不穷，词典编纂需要与时俱进。因此在《现代汉语词典》的基础上，编纂一部大型词典就显得十分迫切。 由于自己对退出领导岗位后的研究工作已有个人的规划，因此在是否出任《现代汉语大词典》主编这个问题上，我曾经犹豫过，但最终还是决定承担下来。这主要是考虑到大词典的编纂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应该把吕先生、丁先生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从另一方面讲，承担这项工作，也可以把自己以往所学注入到这部词典的编写中去，使学有所用，这正是学者的责任和价值所在。于是决定搁下个人的计划，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 问：作为曾经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语言学家，您对当前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和不足，有何评价？对本学科今后的发展有何展望？ 江：近20多年来，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令国外的同行刮目相看。也涌现了一批很有潜力的优秀学者。我相信，只要我们沿着正确的路子继续走下去，就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同时，时代呼唤大学者，呼唤创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语言学，从这个要求看，我国语言学事业任重道远，还需要有个大的突破。中外科学史表明，科学经历了综合、分化、再综合的过程。现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一方面，学科越分越细，新学科、新领域不断产生；另一方面，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又相互交叉，向综合和整体化方向发展。汉语语言学的发展正在、也必将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行。进入21世纪的这几年，我国语言学学科建设在学科体系调整和语言学研究实践中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和进步，都与这个总趋势相关。我想，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若要有一个大的突破，从现在起就要重视学科的渗透、融合，注意学科间的交叉。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科学新的生长点、新的科学前沿，最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 为了增强语言学各学科间的融合和交叉学科的发展，现有的学科设置和研究思想、研究方法有必要采取一些相应的变革。例如，在学科发展战略布局中，要提倡和扶持交叉学科的发展，引导和鼓励学者从事交叉学科研究，以改变我国语言学目前交叉学科研究相对落后的状况；在组织科研项目和审批课题中，应对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适当倾斜，为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研究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形成鼓励交叉的氛围；在有条件的语言研究所或高校语言专业的结构调整中，应给交叉学科一定的位置；要培养一支能够适应学科融合和交叉学科研究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此，应提倡跨学科招收研究生，加强跨学科教育。 问：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20多年来，您先后担任研究室主任、语言所所长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等各级领导职务。作为学者，我们深知学术研究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而行政工作繁杂，也势必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我们看到您似乎并没有因为担任行政工作而影响自己的学术研究，这些年来仍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并始终站在学术的最前沿，似乎繁重的行政工作并没有影响到您的学术发展。我们很想知道您是如何处理好科研与行政工作这二者之间看似矛盾的关系的？ 江：说实话，做行政工作要说对科研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毕竟要思考、要分心的事情很多，在时间和精力上都要有不少付出。但既然党和群众把我放在了这个位置上，我就不应辜负组织和大家对我的信任与期望。我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人，不会因为做学问而不管工作，既然要干就必须把工作干好！但同时我也是一个钟情于学术的人，把学者的身份看得很重，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学人。官职是一时的，学问是终身的。正因为自己是以学者身份进入领导岗位的，就更应该把学术做好，力争学术、行政两不耽误。双肩挑固然压力大，但我始终把压力当动力，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挑战。做学术的时间少，就更要抓紧，不能有丝毫松懈。这20多年里，我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周末和节假日，节假日反而成了我最好的工作日。我的床头摆满了书，有时夜里醒来也会读上几页，正所谓“好书伴我眠”。在参加会议间隙，我也总是要看一点学术材料，不愿放过任何空闲时间，坚持每年要写出一两篇同行认可的文章。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做行政领导工作对自己也是一种提高。因为所处的位置，使我更加关注国内外大事，了解中央的部署；经常参加各种国际国内会议，也开阔了自己的思路，使得自己在做学问上，眼界高了，视野宽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更加全面、深刻。可以说，做行政领导工作，提升了我的人生境界，我很感谢组织上给了自己这样一个锻炼的机会。 问：这些年，您除了担任社科院的领导职务外，还在国内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兼职教授，并经常参加国内外重要的学术会议，而且每次会议都要提交学术论文，做学术报告，我们多次听到这些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学术报告，受到了国内外同行学者的普遍赞誉和好评，不仅为您本人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望，也为社科院赢得了荣誉。我想这背后一定凝聚着您所付出的巨大艰辛和汗水。 江：这些年来，在担任行政工作期间仍参加了不少重要的学术活动，包括赴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出席重要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并宣读学术论文。在参加国际会议时，我想到别人首先把你看作一个中国学者，一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个人。因此每次学术会议我总是认真准备，绝不写那种大而化之、空洞无物的文章，力求要有新材料、新观点、新见解。尽管自己辛苦一些，但我觉得收获很大，从中得到的乐趣很多。 问：先生曾长期担任语言所和社科院的领导职务，有丰富的科研组织和管理方面的经验。请您谈一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治所、治院的经验和体会好吗？ 江：我认为，办好社科院的基点是办好研究所，研究所的关键是选好领导班子，同时充分发挥所党委、所学术委员会的作用。所领导班子除了首先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外，还要有学术战略眼光，准确地把握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发展方向，制定出符合本所实际的发展规划。规划要围绕如何提高研究所的综合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进行。 综合竞争力一般指研究队伍的素质，研究机构学科的覆盖面和对学科前沿问题探索的深度，研究设施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程度，代表性学术刊物的质量，以及这个研究单位的学术声望等。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人才、成果和学科布局上。也就是看你有没有学界公认的学术大家和学科带头人，有多少占据优势地位的学科和标志性精品力作，有无在社会上有影响的理论学派，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的设置及定位是否合理，有无有利于出人才出成果的软环境等。无论是治院，还是治所，都要抓好学术规范，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制度和公平竞争的学术环境。学风建设要常抓不懈，院所领导要带头成为端正学风，遵守学术规范的表率。 问：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个人的兴趣爱好吗？ 江：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绘画、舞蹈、话剧，兴趣爱好特别广泛。但那都属于过去时了，现在对我来说，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读书写作——读书写作是生涯。 问：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您的人生信条是什么？ 江：做一个对国家、对集体、对他人有用的人。 问：最后还想请您谈谈对青年学者的建议和期望。 江：青年学者是国家学术事业的希望所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作为青年学者应该有远大的抱负，自觉用学术为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在学术研究上要力戒浮躁，要相信，潜下心来，深耕细作，定能结出硕果。 http://zhshjgdw.cass.cn/Article.asp?ArtID=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