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本文着重比较，比较近代日本与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起源，发展过程。共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起源，发展过程两部分作为背景资料，从而引发对于中国当代“二元化”新闻传播事业的现实思考。总体来说，本文是回顾，是总结，更是探索。 关键词：“二元化”新闻传播事业，自上而下，近代，当代 中国和日本同属亚洲，中国盛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在意识形态领域有诸多相似之处，日本和中国的封建社会都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在此之后，日本和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我们所熟知的，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富强之路，并在19世纪末成为列强之一，而中国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半官僚资本主义的阴影下苦苦挣扎，这挣扎似乎遥遥无期。在清政府自诩为“天朝上国”的中国大地，新闻事业在水深火热中艰难发展，为何和日本的新闻事业有了那么大的差别？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一样了呢？让我们来做一番探究。 第一部分 见微知著--相似起源中的主动与被动 1848年，欧洲革命。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其间这段历史，是为近代史。在这多事之秋，或许还要更早，在外报的影响下，日本和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拉开了帷幕。 严格来说，日本和中国的近代新闻事业都没有从本国古代新闻事业中直接发展而来。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汉代的邸报，唐代的“进奏院状”，到宋朝的民间非法报刊--小报，再到明清时期的“京报”，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御沙汰书”，“封回状”，这些上层统治阶级用来在内部交流信息的传播媒介，都没有担负起奠定两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基础的历史使命。这不可不谓是一个断层。历史的车轮，并不会因为清王朝和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锁国令”而停滞不前，在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原有的新闻传播体系必然被打破，正如美国佩里舰队打开日本门户，英国炮船轰开中国大门一样。 和日本略有不同，更早的时候，外人就已经通过在东南沿海办报，在中国国内发行，传播基督教义，对清王朝统治下的国土进行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输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创办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到1839年，外人来华创办了6家中文报刊和11家外文报刊，开办者大都为传教士。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与禁教政策，其办报活动局限于南洋及东南沿海一带（1）。同时期在日本，幕府官办的外事翻译机构“洋书调所”，出版两种带有强烈近代传媒色彩的官方信息传播工具，就是《荷兰传闻书》和《官版.巴达维亚新闻》。 和日本相比，日本或多或少的和外界保持着一些联系，且是由官方的旨意，责令翻译机构进行的，而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更为封闭，在被动的或许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由外人慢慢将近代报业带入中国。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锁国的德川幕府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日本政府是主动了解有关世界的信息的，以《官版.巴达维亚新闻》为例，虽然仅在统治机构内部传阅，但它被称为日本近代报业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2） 同样是为外报所影响，一个较为主动，一个完全被动，在更深的层次，从民族个性的角度来看，是否可以说，这细微的差别，注定了两个邻居的新闻传播事业，一个走向强大成功，一个在黑暗中慢慢摸索的不同命运呢？ 第二部分 近代日本报业自上而下的成功与中国报业屡失良机的不同进程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第13年，即1853年，日本被美国佩里舰队打开门户之后，慢慢有外人根据日美间不平等条约（《日美和好条约》《安政条约》《五口通商章程》等）创办外文报刊，第一份就是英国人汉莎德于1861年在长崎开办的《长崎通讯》（3）。随后出现了为外人服务的《日本快邮》《日本商业广告新闻》，《日本时报》等外人报刊，第一家由个人创办的日本报纸《海外新闻》。中国这一时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外人在华办报有了更大的空间和自由，从1840年到19世纪末，外人报刊一直占垄断地位，数量和语种不断增多，发行范围越来越大。 可以说，这段时期是中国和日本近代报业的学习模仿时期，不同的是，日本的新闻传播事业在明治维新之后，走上了迅猛发展的道路，两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事业的区别日益明显，进而在19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日文报刊也成为进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外文报刊行列。我们来看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产生日益明显差别的根本原因集中在1868年“明治维新”这一历史事件上，1868年4月，明治天皇推翻德川幕府政权，颁布诏书，“明定国是”，昭告天下，推行“置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三大国策”，广泛吸收学习外来文化，全力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4）。在扫空了已具雏形的近代日本政党报刊之后，加上为己派摇旗呐喊的报刊，明治天皇政府建立了自己的“御用报刊体系”。新政推行的过程中，很多报刊被创办，这些报刊都同政府保持了很好的关系，人们称这一时期为政府和报刊传媒的“蜜月期”。 反观中国，日本进行明治维新，从上而下建立“御用报刊体系”和报刊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期，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5），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另一领袖人物洪仁轩制定了一个企图自上而下实行资本主义性质改革的基本政纲《资政新篇》（办报思想是其中的重要部分）。（6） 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如果洪秀全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并成功反抗了列强对于中国的压迫，取得统治权，由洪仁轩按照《资政新篇》自上而下建立新闻传播体系，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仍将处在同一发展水平，至少不会相差很多。但历史已经成型，无法修改，我们只能按照史书上的结论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清政府和列强势力太强，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存在阶级局限性。 19世纪70年代，中国早期改良派开始创办报纸，王韬的《循环日报》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但都没有革命性的力量，王韬本人也在清政府对报业的的压迫下四处流亡，又25年过去了，日本已经悄然富强，并以“弹丸之国”的舰队打败中国北洋海师，一批国人猛然惊醒，原来这个昔日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近邻已经欺负到了我中华大国的头上。维新变法运动开始了，至此，维新派大量办报以期扩大政治影响，中国进入第一次办报高潮。这是国人第一次有意识的运用新闻传播工具开展政治运动。并涌现出一批既是维新派领袖又是出色报人的康有为，梁启超。无奈，改良的希望，在“戊戌六君子”的慷慨就义中灰飞烟灭。中国又一次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报业随之进入低潮。 回头看去，19世纪前中国人试图改变被压迫局面的种种尝试中，只有维新变法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具有可比性，中国维新派人士希望通过资产阶级改良是中国走向富强之路，新闻报业是他们的工具和武器，但他们手中没有权力，而清政府早已腐朽不堪。光绪皇帝虽有心改良，却难以左右局面。因此，后来的人们意识到，自上而下进行的改良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国也不可能如日本一样，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具有资产阶级改良色彩的报刊体系，也无法建立民间报业和政府的良好关系。 第三部分 日本近代报业“二元化”之路和中国当代新闻传播事业 或许您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何把日本近代的新闻事业和中国当代新闻事业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分析到现在，我们渐渐发现，中国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报业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和同时期日本报业的可比性，在太平天国运动和“戊戌变法”没有改变中国国情和报业现状之后，已经远远的落后了。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今天，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正经历着和近代日本报业“二元化”之路极为相似的道路，前后已经相差百年，但因为社会体制的不同，又产生了种种可能性。这一部分将以近代日本报业“二元化”之路为参照系，试着分析中国当代新闻传播事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何谓“二元化”结构？以日本为例，最为简略的概括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对立和并存的社会结构（7）。具体来讲，就是以往的封建元素和近代的资本元素在近代历史中长期并存与对立的现象。那么，报业和政府的“蜜月期”之后，近代日本报业是怎样走上“二元化”之路了呢？明治新政权建立之后，日本近代报刊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如雨后春笋般地快速发展了起来。然而，一旦新闻传播媒介得以壮大，在外来文化和西方新闻传播事业的参照刺激下，便自然的要求报刊走上自由发展的逻辑轨道，必然与明治政府一厢情愿的国家工具要求有所冲突。报界开始批判政府，要求新闻自由，谋求同西方一样的新闻传播事业社会独立地位的道路（8）。 明治政府显然不会允许这种趋势的扩大，因为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没有消除明治天皇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当中的封建集权色彩。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政府开始严格管制新闻事业，1873年，政府颁布“报纸发行条例”，以及之后一系列限制报刊发行的条例出台，日本新闻史上“黑暗恐怖”时代来临了，新闻报业开始在夹缝中生存。19世纪末20世纪初，原先的政治性“大报”和猎奇性的“小报”（街头巷议，逸闻趣事为主的报刊）向盈利性的企业化经营报刊—“中报”转变。 新闻传播事业内在规律性的作用，传播工具的革新，促使日本新闻事业资本实力的不断增强，随着大政时代（1912年到1925年）的来临，日本新闻事业又掀起了一场新的新闻自由浪潮，新闻界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例如通过揭露高级官吏贪污案件“西门子事件”，迫使山本内阁辞职。但是好景不长，终于在1918年8月发生了著名的“白虹贯日”事件（9），日本新闻界从此一蹶不振，日本新闻传播事业的“二元化”体制终于在政府的数次强力矫正下最终成形了（10 P166-167）。 总的来说，日本“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新闻传播事业的“二元”特性，那么，究竟是哪“二元”呢？笔者的理解是，这“二元”是推动和制约日本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的两种力量，一个是新闻传播事业内在规律的推动性，一个是封建集权因素对于新闻事业的制约性。 弄清了近代日本新闻事业“二元化”的特性，我们回头来分析一下中国当代新闻传播事业，是否也具备这种“二元化”特性呢？ 且不必着急，我们不妨先对从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取得领导地位这半个世纪来中国新闻事业进行一个概括。孙中山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创立中华民国的过程中，也是以政治报刊作为舆论先导的，并引发了国人办报的第二次高潮（革命派报刊），但是好景不长，随着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昔日为革命派摇旗呐喊的进步报刊受到残酷打压，以“癸丑报灾”为标志，中国报业进入最黑暗时期。随后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半封建半官僚资本主义的政府，这个时期的新闻事业有三种力量组成，除了当局眼中共产党的“非法报刊”外，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喉舌，再就是商业性报刊，此类报刊多为民族资产阶级创办，如《商报》《大公报》《文汇报》等。商业报刊受到很严格的管制，进步报刊受到查封，进步人士遭受迫害屡有发生，如杨杏佛，史量才遇害事件。不难看出，从商业报刊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经具备“二元化”特征，只是此“二元”已经和近代日本新闻传播事业的“二元”略有不同：它们一方面在新闻传播内在规律的推动下进步，另一方面又受着官僚资本主义政府的压榨。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取得统治地位，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非法报刊”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性质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统一在党的领导下，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创造了并正在创造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精神财富。然而，历史总在发展，社会在发展，党也在发展，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斗争性，或者说，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和政治紧密相关的新闻传播事业中，产生了许许多多问题和矛盾，并且亟待解决。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一部分开头提出的对于中国当代新闻传播事业的现实思考，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当代的新闻传播事业是否是“二元化”的新闻传播事业？如果是，是哪“二元”，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二元”当中的其中一元始终是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内部规律，即：对于新闻自由的不断追求，新闻传播事业谋求独立地位的要求。如果存在另一元素，那么究竟是什么？ 如我们熟知并再三强调的，在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这两部分是统一的，不可割裂的，那么，为什么还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矛盾，比如人们认为当代中国新闻自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政府控制新闻机构，并有相关新闻出版法规，新闻事业作为监督政府的一种力量如何得以充分保证？西方三权分立之外的新闻事业作为第四种势力的体制是否适应中国呢？ 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设中国共产党确实完全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里指的是完全代表，党和政府管理下的新闻传播事业能够自觉地充分地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党和政府自觉地接受监督，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那么，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将是完美无缺的。更深层次来讲，大众传播和党和政府的宣传得到完美的统一，大众传播的规律被充分尊重，党和政府的决定和大众传播的规律丝丝合拍，那么，所谓的“二元化”体制的两个因素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大众传播规律不断发挥推动作用，党和政府不断做出完全正确的决议，这两种力量将大力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换句话说，这种状态下，党和政府的引导和管理和大众传播的内在规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闻自由得到完美的保障，那么，是否可以说，新闻传播事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并从此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呢？ 显然，和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现状作一番比较，这种假设过于完美了，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党和政府的引导是否永远正确？新闻自由是否得以充分保障？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我们无法保证这种假设的完美性，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我们的新闻事业会走向何方呢？ 让我们再来想一想近代日本报业的“二元化”之路，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的，是通过一个英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新闻传播事业仍然是“二元化”的，除了其内在地要求新闻自由和独立地位之外，另一个制约因素仍然存在，那就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党和政府的局限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作为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新闻事业也沉积了很多体制性的问题。这需要党不断地进行改革，不断地巩固并发展自己的先进性，从而带动新闻传播事业的体制改革，向更合理的方向迈进。 如果说，中国当代新闻事业仍然是“二元化”的，那么它会走向何方？有很多种可能，乐观的讲，正如上文提到的完美假设，如果党和政府能够尊重新闻传播事业的内在规律，帮助新闻事业走上自由发展道路并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那么，我们最终会实现新闻自由。显然这注定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违背规律的行动和决议会带来严重后果，也注定会有许许多多曲折。尊重客观规律，不断提高执政水平，是我们党长期努力的任务。这对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对新时期党领导下新闻传播事业的严格要求，如何改进自己，如何巩固先进性，如何尽最大努力克服自身局限性，最大限度消除对于新闻事业的阻碍因素，将是我们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2004年12月27日凌晨 参考文献： （1）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袁军，哈艳秋《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P19页 （2）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P148页 （3）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P149页 （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P151页 （5）http://www.unitedcn.com/01ZGZZ/19JINDAI/new_page_1472.htm军事网《太平天国运动》 （6）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袁军，哈艳秋《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P46页 （7）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P153页 （8）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P154页 （9）“白虹贯日”出自日本大阪《朝日新闻》1918年8月26号晚刊刊登的该报记者大西利夫的一篇消息，文章写道“以金瓯无缺为骄傲的我大日本帝国，现在不是逼近了可怕的最后裁判的日子了吗？白虹贯日，古人说的这一不祥之兆正默默地像雷电一样在挥动肉叉的人们头上闪亮。”抨击当时日本寺内内阁出兵西伯利亚的行为，随后被司法起诉，社长被迫辞职，多名编辑人员被迫退出该报。成为日本史上最大的一次笔祸。详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P167-168页。 （1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P166-167页 |